按照李曜的看法，自中唐以来藩镇势力较为强大，唐廷对于一些跋扈藩镇一一如河朔三镇一一也无有效地遏制手段，但是唐廷拥有调动藩镇军队的权利，遇有反唐叛乱者，唐廷即调动诸镇兵力讨伐，尽管由于唐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这种调动也未必均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但一旦唐廷与藩镇间的矛盾缓和，唐廷诏令下达，诸藩联合逃逆，反唐者便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此外，如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在封建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忠君”、“礼分”等观念影响极大。故黄巢、秦宗权这两支军事集团不忠于君主，便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在政治声望、人心向背等方面这两支军事集团都难以获得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
唐末藩镇与藩镇之间存在矛盾，而这些矛盾可以使僭号称帝、吞噬临道以自肥者存在、壮大于一时，但却不能有长久的发展。因为对于藩镇来说，若尊奉僭号称帝者便会受到唐廷所组织的诸道军队联合讨伐，未免会使自身实力受到损害，而如追随唐廷讨逆，则会受到嘉奖，因此藩镇一般会追随唐廷讨逆。此外对于藩镇来说，领土的稳固是第一要务，若有吞噬临道者，藩镇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会出兵讨伐。黄巢、秦宗权这两支军事集团既与唐廷为敌又侵扰藩镇，唐廷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必然会组织藩镇将其剿灭，而藩镇为了维护领土安全或获得嘉奖也会响应唐廷的号召。因此，在唐廷、藩镇调整好内部、外部矛盾后，唐廷一纸诏令，诸藩联兵进讨，黄巢、秦宗权势力便会陷入被动局面，最终败亡。
朱温的政治策略与这两支军事集团不同。朱温的策略，在李曜看来有两部分，对唐廷的策略、对藩镇的策略。
从朱温对唐廷的策略来看，朱温并非绝对忠顺于唐廷，但至少自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至天裕元年(公元904年)朱温表请唐昭宗迁都洛阳(欲取唐而代之)，这段时间里朱温在表面上是忠顺于唐廷的。而“忠顺”于唐廷则使朱温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声望。在平定黄巢、秦宗权势力的过程中，朱温率领的宣武军始终与唐廷各路兵马合作讨敌，并且表现出色，不断得到唐廷的嘉奖。从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九月起，朱温先后被封为沛郡侯、沛郡王、吴兴郡王、兼领淮南节度使及东南面招讨使、任蔡州四面行营都统、检校侍中赠食邑三千户、至龙纪元年(公元899年)平定秦宗权，被封为东平郡王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为其势力的发展、壮大积攒了政治声望，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开始参与唐廷内部权力斗争，支持宰相崔胤，诛杀刘季述，第一次解救昭宗复辟，被封为东平王，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温率军围凤翔，解救昭宗，护驾返回长安，被任命为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至此朱温的政治声望己达到顶点。政治声望的不断提升，保障了朱温的顺利发展。朱温率领宣武军在协助唐廷讨伐叛逆的过程中屡获嘉奖，以功臣、良将的面目示人，即可借此声望使其势力不断扩张，避免了唐廷一纸诏令被诸藩围剿的情况。
此外，这种政治声望方面的优势，便于朱温吸纳人才。如刘康乂本以农桑为业，郭言少以力稿养亲，二人皆被黄巢军所执后又追随朱温。这两人均是普通本分的农民，因被黄巢军虏获被动加入“起义”的队伍。此后二人入宣武反映了其对朱温尊奉唐廷这一政治态度的认可。因在乱世中被反唐廷的起义军裹挟为“盗”的农民，转而投奔“忠顺”唐廷的朱温，即可获得名正言顺的肯定，而不被称为“贼”、“匪”。此外，一些投奔朱温的士人，对于参加农民起义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朱温则心向往之。
譬如正在与自己斗智的这位敬翔敬尚书，《旧五代史》记：“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乾符中，举进士不第。及黄巢陷长安，乃东出关。时太祖初镇大梁，有观察支使王发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发以故人遇之，然无由荐达。翔久之计窘，乃与人为笺刺，往往有警句，传于军中。太祖比不知书，章檄喜浅近语，闻翔所作，爱之，谓发曰：‘知公乡人有才，可与俱来。’及见，应对称旨，即补右职，每令从军。”当时黄巢军攻陷长安，正是威望最盛之时，然而敬翔却并未投奔黄巢军，而是凭借王发的举荐成为朱温靡下的幕僚。这种选择反映了敬翔更愿意投奔尊奉唐廷的地方势力，而不愿在与唐廷为敌的乱军中任职。
总之，朱温“忠顺”于唐廷积累了政治声望，保障了他的顺利发展，避免了在唐廷诏令下被诸藩围剿的情况。而这种政治声望的积累也便于朱温吸纳人才，一些不愿被斥为叛逆者的有才之士愿意加入朱温，即是朱温“忠顺”于唐廷所获得的政治优势所在。
而从朱温对藩镇的策略来看，朱温善于处理与周边藩镇之间的关系，朱温麾下的黄巢旧部张归弁、郭言在处理外交事务中表现出色，即表明朱温的某些将领在处理与藩镇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而朱温对周边藩镇的策略即为：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联合、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削弱对手实力，增强自身实力。这不是李曜空口说白话，是有几个典型事例的。
所以说朱温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与黄巢、秦宗权势力不同。黄、秦与唐廷、藩镇为敌，使自身陷入不利局面。朱温一方面“忠顺”于唐廷，避免了在唐廷诏令下被诸藩围剿的局面，又便于吸纳人才。另一方面朱温善于处理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的策略战胜对手，使自身实力渐趋强大。李曜忽然想到，这种潜龙在渊时的忍耐手段，正是和之前贯休老和尚跟自己所说那番话一个意思，朱温有这等手段，也是黄巢、秦宗权两大势力所不及之处。莫非先前贯休和尚说这番话之时，也包含了什么别的意思？
李曜摇摇头，他不愿意太过神神道道，没准人家只是讲经说法之时，一时谈得兴起，并无他意呢？
看着汴河两岸的繁荣，李曜不得不承认朱温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也远胜黄巢、秦宗权。甚至完全可以从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视程度来说明这三支军事集团之间的成败是有其必然性的。
黄巢、秦宗权这两支军事集团皆不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人员安抚。所到之处多劫掠、屠戮百姓。如《新唐书·黄巢传》记黄巢入京师后劫掠、屠戮事：“巢乘黄金舆，卫者皆绣袍、华愤，其党乘铜舆以从，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耶!’巢舍田令孜第。贼见穷民，抵金帛与之。尚让即妄晓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辈，各安毋恐。’甫数口，因大掠，缚捶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跌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货，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又如《新唐书·秦宗权传》记：“然无霸王计，惟乱是恃，兵出未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这种大肆的劫掠、屠杀显然既不利于军队补给，也不得人心。
朱温则较为重视根据地建设。《旧五代史·食货志》记：“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猴，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辈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这就说明了朱温对于宣武镇地区经济、人民安抚方面的政策较有成绩。
此外，其麾下黄巢旧部，也有在这方面有建树者。如张元晏《授庞从武宁平难军节度使改名师古制》：“自委之留事，颁我诏条，惠爱行砖乡间，威望扬砖士伍。克成谣咏，远副忧勤。临戎既耀砖雄棱，抚俗备扬其善政。遗移岁月，足洽宠灵。是宜锡以族幢，进其官秩。奄有徐夷之一境，爱抚大彭之故都。”这表明庞师古在任武宁节度使时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成绩。又如张归厚任洺州刺史时也曾在安抚百姓这方面有较为出色的表现：“太祖录其勋，命权知溶州事。是郡尝两为晋人所陷，井邑萧条，归厚抚之，数月之内，民庶翁然。太祖自镇、定还，睹其缉理之政，大喜，赏之。”其余将领如赵克裕担任毫、郑二州刺史时曾招抚流散，安抚居民：“数年之内，继领毫、郑二州刺史。时关东藩镇方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农战之备，复善于绥怀，民赖而获安者众。”此外，赵擎、张全义两位归顺宣武的节度使，也曾对其辖区内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因此李曜可以断定，朱温是较为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及人员安抚的。这比之黄巢、秦宗权势力的劫掠、屠戮要进步。陶慰炳《五代史略》中曾谈到：“中原五代历时都不久，后梁十六年，算是最长的，后汉仅仅四年，为历代王朝中寿命最短的。而在南方，吴越八十四年，吴四十六年，南唐三十九年，楚五十七年，闽五十五年，南汉、荆南各五十七年，前蜀三十四年，后蜀四十年。历时最短的前蜀也比五代中任何一朝要长。这是由于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唐末五代战乱频繁，而北方诸军阀势力能重视发展经济、安抚百姓者当以朱温最为突出。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能够成为五代北中国地区存在时间最长者，与其成员重视经济、人口安抚有关。当然，李曜不是要给朱温洗白，朱温这货在对外作战时残杀百姓，破坏经济的记载也是很多的，但是至少在他自己的辖区之内，其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人口也得以相对安定。
内可安邦，外能纵横，兵堪作战，这样的朱温，自然应该有今日之局面。
正想着，忽然听见远处内河码头一片混乱，吵嚷、叫骂、哭喊，人头涌动，如蚂蚁一般四散奔逃，仔细一看，那码头已然浓烟滚滚，竟然起了火。
憨娃儿见了，在一边喜道：“起火了！”
李曜面无表情地道：“有人看着，你应该做出吃惊地样子。”
憨娃儿果然收起笑容，张大嘴巴望着码头，又是那副天然呆的模样。
李曜看了看码头乱象，忽然一叹：“憨娃儿，你说我这么做，算不算违背本心？”
第205章 金蝉脱壳(下)
汴河码头商船云集，且不说这其中的许多生意还有不少豪门高官或明或暗地参与其中，运送着许多值钱的物什，就光说这炎夏之夜码头起火，若未来得及遏制而形成大火，四散蔓延开来，只怕汴州城能被烧掉大半——须知此时的大多数建筑，主体材料可是木质。因此，码头的火势势必惊动整个汴州高层。
敬翔可能是第一个被码头火势惊动的汴军上层。他在院中纳凉时，发现天空忽然红了半边，立刻登上小楼去看，果不其然，离他府上不远处的汴州码头已经浓烟滚滚，火势熏天。
之所以敬翔发现得最早，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今天心里惦记着“王照”的事，晚上想来想去觉得这小子对于现在的宣武军而言实在是个烫手山芋，于是便在院中纳凉，火势一起，他立刻可以发现天空亮得不正常。第二是他府上离汴河码头实在太近，估摸只有两里路左右，火势一起，连他这边都隐约觉得热了不少。这两个情况合二为一，所以敬翔最先发现汴河码头起火。
敬翔看见火起，虽然一时吃惊，反应并不曾慢，立刻奔回房中取出两块令符交给自己的亲信，急道：“你二人各自持我令符前去汴州府衙与城南宣武军大营！左车，你让府衙迅速派人指挥救火，至少要控制火势蔓延，等待城外牙兵进城！西淳，你去城南大营，立即调动三千大军入城救火……记住，调动兵力不得超过三千！……不成，还是不成，你先别去，你与我去节帅王府，请了王妃手令之后再去不迟。”
之所以敬翔最后宁可选择耽误一点时候也不肯直接用自己的手令去调兵，自然是有他的考虑的，朱温的多疑，恐怕比曹操更甚，若是他敬翔一枚令符便能调动大军入城，朱温一定会有想法，这可不是敬翔所欲看见的。
而就在敬翔带着自己的亲信匆匆赶往宣武军节帅王府时，李曜已经不在汴河码头火势最盛的附近了，他坐在三四里外的一家茶楼内，看着满茶楼坐不住的茶客们争先恐后地冲出去远远围观，不禁在心里暗叹了一句：“都说中国人天生爱围观，果然不是胡说八道。出了什么事，第一时间围观，并看第一个上去的人做得怎么样，做得好就赞，做得差就骂，但就是谁也不肯自己先上。”
他忽然转头对憨娃儿问道：“他们可曾全然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们只是制造混乱，不是为了烧掉什么物资，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我不希望这次大火让我从逃难者变成刽子手。”
憨娃儿点点头：“郎君既然有命令，量他们不敢不从。这次大火，火势必然控制在三个时辰内可以被扑灭的程度，并且基本不会波及那个……郎君所说的居民区。”
李曜这才松了口气，他毕竟不是真正这个时代的人，即便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能烧掉整个汴州是对朱温极大的打击，可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社会观来看，这么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灾难，火烧汴州固然一时爽快，可这汴州城的百姓难道就不是无辜的吗？让李曜如黄巢一般对屠戮百姓无动于衷，他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汴州如果真的忽然被毁，那么长安的李唐朝廷也势必跟着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因为如今的朝廷极度依赖运河漕运，一旦汴州这个漕运中心被毁，对如今的朝廷来说，收到的打击甚至有可能比朱温还大。
这或许不好理解，需要从晚唐的漕运制度说起。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大运河体系对古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皮日休曾有《汴河怀古》诗，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平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同时，唐廷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甚至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差不多与重开长安、渭口间的漕渠同时，陕郡(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取代旧航道。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当地石质坚硬，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平时不起作用。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
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隋朝的通济渠，也就是唐朝所称的汴河。唐廷在汴州东面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也可循汴水西运。唐廷对永济渠的改造，主要有两个工程。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将渠道加宽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为通畅。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对唐廷来说，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为了发挥这一功能，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原先在唐前期，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沿江水、沿运河直送洛口，然后朝廷再由洛口转输入京。这种漕运制度，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沿途无必要的保护，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汴(泛指运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问题很多。如运期长，从扬州到洛口，历时长达九个月。又如事故多、损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粮食损失高达20%左右，等等。
安史之乱后，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开始，刘晏(无风注：嗯，又是这位。)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他规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运积扬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运积河阴(郑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并组织起来，10船为一纲，沿途派兵护送等。如此一来，就成了分段运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损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运租、调外，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县，今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公私舟船，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而如今朱温的大本营汴州位于汴河北段，经过济水，东通齐鲁；经永济渠，北联幽冀；经黄河，可达秦晋，由于地位紧要，故迅速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的大都会。其实很有可能也正因如此，后来梁、晋、汉、周、北宋五代都建都于此，追其主要原因，怕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水运方便的繁华城市。——值得补充一句的是，此时的洛阳已经逐渐破败，纵然张全义治理洛阳颇具成效，但“区位优势”的丧失，依旧使得它逐渐被汴州甩在身后。
憨娃儿见李曜面色一松，便问：“郎君，既然都安排妥了，俺们这就走吧，这汴州终是个不安全的地方，郎君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李曜一听到这里，立刻瞥了他一眼，问道：“谁教你说的？”
憨娃儿从无对李曜撒谎的习惯，果然张大嘴楞了一下，然后立马垂头丧气，低着头道：“袭吉先生教的。”
李曜瞪了他一眼，看得憨娃儿又赶紧把头低得更下了，不过李曜也知道，以憨娃儿的头脑，李袭吉让他劝自己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憨娃儿肯定觉得是最为稳妥的，答应下来那是理所当然。
于是李曜便问道：“袭吉先生与可道二人，如今可曾按我计划出城了？”
憨娃儿点头道：“是。”然后想了想，似乎觉得有些话不能瞒着李曜，便又接着道：“袭吉先生说：‘明公智如天海，方入汴州，便将我与可道二人置于暗处，此意欲以我二人为金蝉脱壳之接应，一环套一环，计中之计也。明公最擅揣度人心，他既料定敬翔多谋无断，想必那敬翔定不会有伤及明公之能，只是汴州毕竟贼巢重地，明公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久处险地，殊无必要。朱将军勇冠三军，从军数载，马前惯无三合之将，如今明公身临险地，还请将军千万细致，切记护卫明公万全，一旦时机成熟，立刻劝明公出城……某虽新投，愿代飞腾全军谢过将军’。”
李曜听了，沉默片刻，终于点头道：“也罢，既然袭吉先生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为飞腾之主，也只能察纳雅言、从谏如流了。”他轻轻叹气一声，摇摇头：“原本，今夜是个打击敬翔自信的大好机会……我只须再等最多一个时辰，然后当着他和张王妃的面从容离去，顺便再表露身份……今后敬翔只要与我对阵，无论是战场相争还是权谋斗智，他在心理上，便会自动居于劣势。似他这等以萧何张良自诩之辈，一旦落下这般阴影，今后必被我事事料定，再也翻不出什么风浪来！敬翔之智，一旦被我克制，朱温便是再残忍、再果断，我又何惧之有？只可恨，只可恨朱温回来得太快，如今我若再是不走，朱温一旦回汴，必然倾其骑兵相追，以你我二人之骑术武艺，固然仍有机会走脱，可袭吉先生与可道二人却就说不准了……这个险，我不能冒。”
憨娃儿听得一头雾水，但他有一个好，就是一旦郎君的话他听不懂，他就不听分析，只听结论。所以他虽然完全没听明白李曜的意思，但却知道一件事：郎君觉得现在不走的话，袭吉先生和冯道就有危险，他不肯冒这个险，所以……那就是郎君打算走了。
当下憨娃儿就喜道：“俺们安排的商船早就就位了，现在别的商船都在四散逃窜，俺们的商船还在这码头附近打转，连俺看起来都觉得不对劲……郎君还是赶紧走吧，俺去给他们打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