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第二目标，河南项城！”
两个人马上回京城，把宝贝放进博物馆，马不停蹄去河南项城，那是张伯驹的老家，当年很多藏品被抄家就是那里，说不定有发现。
张伯驹是吴天缘很尊敬的老前辈，可谓德艺双馨，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总理得知消息，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
1965年，张伯驹将《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时，当时吉林省有一位叫宋振庭馆长，他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
而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当年故宫馆长由衷地感慨：“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
陆机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
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
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据张老女儿回忆：“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那些珍贵的字画。
“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女儿回忆着，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夫人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老人最后将30年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