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军在伊阳县和汝州一带放粮赈济饥民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轰动了整个汝州。数之不尽的流民向李来亨这一支军队聚集了过来，小小的闯军队伍后面，跟上了十倍于将士数量的饥民大队。
方以仁对李来亨的这种幼稚举动大感痛心疾首，他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了几分上位者自觉和权威的李来亨会做出这种傻事来。
但李来亨自己却因为解开了心结而大感快意，小虎队中的其他人，不管是闯营老将的高一功、郝摇旗、郭君镇等人，还是在河南新加入闯营的苗里琛、张玉衡等人，大家几乎都和李来亨一个样子，为救到了哪怕多一个的灾民，而感到欢悦。
“义军有很多的缺点，但毫无疑问，在明末末世的所有势力中，他们有着最高的道德感。”
李来亨自言自语道，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权谋自为而毁坏了起义军的道德感——道德感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清教徒般的纪律和道德感才可以使得军队维持一种超乎于物质以上的威力。
明末的各种势力中，左良玉一流乱兵和满洲人的兽军自然不用说了，即便是孙传庭整顿过的秦军，在河南也实行过大规模的三光灭绝政策。
南明军阀的那些军队就更不用提了，即使是南明末期最后的帝国之壁国姓爷郑成功，郑军的纪律和道德感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起义军中，即便是由于张献忠个人的“变态”（他后期很可能患上了抑郁症、狂躁症和双相障碍一类精神疾病）而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的西军，也始终维持着严格的纪律。
像大西军在四川进行屠杀时，既不能劫掠金银（金银完全被集中收集起来，后世在彭州出土的大量沉银遗存证明了这些金银并不在士兵个人手中），甚至还要屠杀自己军队中的四川籍战友，已经到了完全反人性的地步。
甚至大量西军将士不能忍受这种漫无目的的屠杀，而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西军能够进行这种毫无利益可言的屠杀，完全是靠张献忠塑造出来的严格纪律来推动的。否则一支军队根本不可能在毫无收获和回馈的情况下，连自己人都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和清洗。
这几乎接近于苏联的大清洗了。
相比较每到一处就毁灭一处的满洲兽军，和纪律越来越糟糕、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明朝官军，农民起义军并没有破坏地方。
正相反，大量数据说明了农民军占据的地方，社会生产急速恢复、经济也得到惊人的增长。那种把农民起义军说成“流寇”，说他们只会破坏，不懂得建设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数据和史料支撑的。
大西军进入云南以前，万历六年云南的耕地只有一万七千顷，明末的天启初年也还是一万七千顷左右。可到了清军打败大西政权，占领云南的顺治十八年时，云南的耕地已经达到了五万二千顷之多。
即便去除沐庄田和土司田，依靠大西军自己开垦出来的新田也达到了近二万顷之多。
以人丁而言，明末云南有丁数二十万左右，大西军治滇后期增长为二十三万，清军入滇后的顺治十八年再统计则只剩下十一万丁。
可见农民军治滇时期，云南人丁数量比之明末增加了14%，清军入滇后，人丁数却减少一半以上，直到七十年以后云南人丁数才恢复到大西军治滇时期的水平。
谁才是“流寇”，谁才是只懂得，不懂得建设的人，还不明晰吗？
大西军入滇前夕，云南米价已经涨到了每石十几两到三十两的水平。然后大西军入滇一年以后，云南米价就恢复到了三两到八两左右，到后来孙可望大治云南的时候，甚至到了米价一石七钱而已。
相反清军入滇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米价从大西军政权覆灭前的十二两上涨到了一百两一石的地步。
谁才是建设者，谁才是破坏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