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向北拿走“蝈蝈”的手机，让他手下的“专家”研究“蝈蝈”手机里的联系人以及通话纪录时，代表“7号”的那枚绿色亮点，就在公安边防总队作战指挥中心的大型led显示屏上消失了。
“蝈蝈”并不担心段向北从他的手机里研究出什么名堂，任何可能暴露“蝈蝈”的真实身份的电话号码他都不会存在手机里，任何可能引起段向北怀疑的通话纪录都不会被保留，更不用说短消息和微信。事实上那个手机根本就没有安装微信app，“蝈蝈”也从来不用电子邮箱。没人能够从电信公司调出“蝈蝈”那部手机的通话清单，他甚至并不担心与专案组失去联系。
专案组早已详尽地研究了可能出现的变化，制定了各种详细的应急方案。
“蝈蝈”担心的是，毒品究竟是不是藏在他押运的车上？难道是段向北已经觉察到了什么蛛丝马迹，反过来利用“蝈蝈”，让真正的运毒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号”的信号一消失，专案组立即启动预案。
潜藏在段向北贩毒集团内部的其他人员很快报告，“蝈蝈”已经从段向北的身边消失，很可能已经押货上路。
警方永远不可能在段向北的身边仅仅布下一颗“棋子”，只不过，“棋子”与“棋子”之间，从无横向联络，“棋子”与“棋子”，也不会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不同的“棋子”来自警方的不同部门，甚至来自不同的警种。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这个时候，与“7号”单线联系的专案组成员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
短信来自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那条短信的内容是：
“13111308047”。
这不是一个手机号码，而是专案组事先给卧底侦察员规定的密码暗语。
这就是我藏身于卫生间，用我的手机，按“蝈蝈”的要求，发出的那条短信。
事后想来，这绝对是一步险棋，如果我记错了任何一个数字，要么是“13111308047”这组数字发不到“蝈蝈”舔着我的耳朵让我熟记的那台手机上，要么是发到了那台手机上，却是一组错误的数字。
这组数字应该这样来读：13，11，13，08，04，7
很简单，就像多年前，“四哥”按照承诺给我一万块钱，随后在还给我的手机上，留下问候我老母的短信，巧妙留下银行卡的密码差不多。
用这组数字对应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就是：
m，k，m，h，d，7
“7号”，是“蝈蝈”在这次行动中的代号，所以，只要收到尾数为7的数字串，专案组就会把数字对照写成相应的英文字母。
而专案组只要看到“mk”就知道是位于德宏州与保山市交界处的木康公安检查站，而“mh”则是位于怒江上的曼海公安检查站。
“蝈蝈”向专案组传达的信息是：“木康、曼海等7号”。
这条简短的信息，不仅告诉专案组，“7号”已经出发，而且把“蝈蝈”押运的货车的行进路线明确地报告了专案组——卡车要经过木康和曼海两个检查站，在地图上把这两个点连起来，很快就能确定卡车走的是哪一条公路。
这正好是专案组制定的若干应急方案中的一个。
就算段向北的人截获了这条短信，只会认为这是一个手机号码，而就算这个手机号码真的存在，他们把电话打过去，只会有一个恼怒的声音告诉他们：
“你打错了！”
“蝈蝈”之所以让我发出这条短信，是因为这批货的数量巨大，基本已经是段向北的“老本”。尽管有各种预案，但是“蝈蝈”必须确证使用那一个预案。
算“险棋”也不算太险——那组数字，“蝈蝈”用我的眉笔写到了我的胳膊上，我应该不会发错；最可能的错误是，我没有记住“蝈蝈”舔着我的耳垂说出的那个手机号码，从而把这组数字错发到另一台手机上。
收到这组数字的机主，顶多也就产生5秒钟的迷惑。
让专案组产生了5秒钟疑惑的是：发出这条短信的手机竟然不在专案组掌控之中，侦察员们很快查明发出短机的手机机主——情况很快报送到专案组领导的案头，专案组的常务副组长，就是“蝈蝈”的父亲，公安厅分管禁毒和边防的副厅长李志诚。
机主登记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显示：机主叫黎妮；
正是被李副厅长亲自下令“封杀”的那个女记者！
对黎妮的手机进行定位的结果表明，这部手机位于境外段向北的控制区；与埋在段向北身边的另一名“棋子”紧急联系后得知：一天前，段向北最信任的大马仔彭卫国的确从境内带来了一个年轻女人，彭卫国走后，这个年轻女人滞留在境外。
据说李志诚副厅长知道这些情况后大为震怒。他很少见地失态了，情不自禁地一声咆哮：“那个小丫头，她，她怎么会在那儿？”
老爷子认为我突然出现在“蝈蝈”身边，只有一种可能，“蝈蝈”向我暴露了他的行踪！
作为一个卧底侦察员，暴露自己的行踪，不管那个人是他的亲人，还是他的恋人，这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不仅不可饶恕，对正在侦办的案件来说，简直就是愚蠢！
如果“蝈蝈”此刻就站在父亲李志诚的面前，李副厅长很可能把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到儿子的脸上，就像很多年前，担任州公安局副局长时的李志诚，对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李南疆，甩出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