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供销社都托她帮忙订货，先是县里，接着是临水地区，外地区她的同学也找来了，而且订货量越来越大。
这本来是好事，可当他们提出赊销的要求时，引起的悠悠的注意，这可是大事，八十年代中后期，多少国营企业就是因为三角债破产倒闭
悠悠把其中的厉害关系告诉了姥姥，姥姥又转告给胜男舅妈。于是，新的制度形成了，不论货物多少，一律现款提货。
进入7月，韩屯村的五百多亩簸箕柳，让石庙村以每亩300元的价格买走了。当然，得他们自己收割。
韩屯村只是收割了生产堤上的条子，村里五十岁以上的男劳力，晚上还是集中在地窨子里干条编，每天晚上都熬到十点多。
上了年纪的妇女，帮着服装厂打零工，这个活计比干条编挣钱。就连十多岁的女孩，晚上写完作业，也帮着订纽扣，剪线头。
今年“三夏”过后，村里来了两个瞎子说书，他们是梅庄村的两个瞎子艺人，说的是这里的传统曲目坠子书。由于说书的艺人大部分都是盲人，人们习惯的说法就是瞎子说书。
他们是两口子，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因天生的双目失明，从小就拜师学坠子书，文革以前虽然辛苦，收入还可以，起码生活没问题。
文革开始，老的坠子书被列为“四旧”，又没有新的唱本，他们俩就待在家中，尽管有队里的补助，生活也相当的艰难。
79年改革开放，收音机里开始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现在，农村里有收音机的较少，一般人还听不到。
不过，说书的闻音知信，农村说坠子书的开始了。他俩把孩子交给家里人，就开始到处流荡着说书。
瞎子说书在农村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农村别说电视了，就是收音机也很少，娱乐生活极度匮乏。
按照农村的惯例，说书人住在场院里，由各家轮流送饭，报酬也是各家兑的，每天一元钱。麦后天热，吃住都方便。
十多年没听过坠子书了，看到他们两口子带着包袱和乐器过来，大伙热情的招待了他们。孩子们高兴的大呼小叫，“说书的来了，说书的来了。”
他们先找了村里的干部，询问让不让自己留下说书。看着大伙热切的期盼，几个村干部合计了一下，就让他们留了下来。并且定下了坠子书的内容：包公案，每天一元的报酬由村里同意支付。
几个热心的村民，帮他们把包袱放到场院里，并从场院里搬了桌子和凳子放到了大街中心，地窨子的前边。韩德库还是热心肠，跑里跑外的跟着张罗。
电工还专门扯过来两个电灯泡，说书人不用照明，是给大伙准备的。让大伙在听坠子书的同时，顺带着干条编。
吃完晚饭，村民都搬着凳子，每人携带一捆条子，围坐在说书人的周围。
男艺人坐在桌子后的正中间，女艺人站在桌子的右侧。桌子上放着个搪瓷茶缸，里面满满的一杯开水，桌子的前面放了个灌满开水的暖水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