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人家劳动力不如乙人家，显然，甲人家的十亩地是粮食收成是低于乙人家的十亩地的，也许，甲人家一年收获粮食2500斤，乙人家一年收获粮食3500斤，但甲人家却要跟乙人家交一样多的粮食作为赋税，如果一亩地交50斤粮食，乙人家交500斤，甲人家也交500斤，如此，甲人家不可避免有些意见，他们认为我家收获少，乙人家收获多，却要交一样多的税，这对我家不公平；乙人家同样有些意见，他们认为，我家的粮食要养十口人，甲人家的粮食只要养五口人，扣掉500斤粮食一样的税，甲人家2000斤粮食让五个人吃，一人吃400斤，我家3000斤粮食让十个人吃，一人吃300斤，这对我家不公平。
甲乙两家想要解决这个人口和粮食的矛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自家人口耕种合理数量的土地”，假如一个人耕种1亩地有些劳动力剩余，一个人耕种2亩地有些劳动力不够，一个人耕种1.5亩地最合适，可以达到“粮食收获和交税数量的平衡”，那么，甲人家可以卖掉2.5亩地或让家里再增加一二口人（如果甲人家添加一个女婴，肯定不会被遗弃或杀害，因为根据新的收税方式，交税数量跟家中人口数量变化无关，只跟家中田地数量有关，多了这个女婴，不会增加家里的交税数量，并且，女人虽然在干活上不如男人，但增加女婴好歹也增加家里的劳动力，如此一来，老百姓的“重男轻女”恶习就会慢慢地消失了），乙人家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再购买五亩田地，让家里十口人拥有十五亩地。如此，甲乙两家都会满意。
世上毕竟没有什么事是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绝对公平的，比起“人头税”，“摊丁入亩”显得合理、科学、公平得多。因此，广大普通老百姓是非常欢迎和接受这种新的收税方式的。
那么，谁是“摊丁入亩”的“受害者”呢？答案无需多言：地主豪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拥有着大片的土地，原先，大片的土地是他们得以雄霸一方的资本，如今，大片的土地反而成为他们“承受重税”的“祸根”。
于是乎，齐鲁境内的地主豪强们纷纷倒了血霉。
首先，他们家里的奴隶绝大部分都被官府花钱赎身了——没几个奴隶不愿意被赎身从而恢复自由，继而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自由人，当然，也有“当奴隶已经当上瘾”或者“被完全洗脑”的奴隶继续心甘情愿地当奴隶，不过，毫无疑问，这种“天生的奴隶”是非常少的；如此，豪强家里的劳动力一下子急剧减少，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缺失，他们在官府不允许蓄养、买卖奴隶的大前提下，只能花钱雇佣农民给他们种地，如此，他们一下子多了一笔巨大的开销，毕竟，他们以前强迫奴隶给他们干活是不需要发工资的，如今，他们雇佣农民给他们干活是需要发工资的，还要提供比较好的食宿待遇，如果工资少、食宿待遇不好，被雇佣来的农民直接拍屁股走人，如果辱骂、虐待农民，农民甚至报官投诉去了，他们还要吃官司赔钱。
其次，齐鲁境内的流民、饥民、灾民、难民以及孔明从外地不断迁入齐鲁的流民、饥民、灾民、难民统统被孔明分发了田亩土地、耕牛、农具、种子，成为自耕农了，没有沦为奴隶，不会被地主豪强趁机招纳、侵占、吞并成为他们的家奴（对于流民、饥民、灾民、难民而言，既有机会成为拥有自由身的农民，干嘛还卖身给地主豪强当奴隶），如此，地主豪强得不到扩大实力和势力的机会，孔明斩断了他们的“魔爪”，断绝了他们趁乱得到更多家奴的机会。
地主豪强们不得不下血本，雇佣农民弥补没有奴隶的劳动力缺失，同时，正因为土地多，他们必须缴纳重税。孔明才不管这些地主豪强家里到底有多少人口、奴隶、农民，一律按照他们家的土地面积进行收税。地主豪强们可以藏匿人口，但没办法藏匿土地，可谓无所遁形。
以前，地主豪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狡辩诡辩：虽然我家去年拥有一万亩土地，今年增为两万亩土地，但我家人口没变，还是五十口人，所以还是交五十份赋税；
如今，孔明更加理直气壮：老子才不管你们家有多少人，去年一万亩土地，交一万亩税，今年两万亩土地，交两万亩税。
举例，一个地主豪强，家中人口五十，拥有一万亩土地，以前蓄养了一千个奴隶，以前，他只要交五十份人头税就行了（还会偷税漏税，能交十份人头税就不错了），接下来，哪怕他家里的土地增加到两万亩，他家里的奴隶增加到两千人，他还是只交五十份人头税，同时，他新获得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他新获得的奴隶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破产的、被迫卖掉土地以及卖身为奴的农民，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主土豪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奴隶，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使得他们继而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奴隶，他们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健康肌肤里不断地扩张，越扩张越凶猛，越凶猛越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