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广渠门外算是很偏远的地段,那会儿可不象后世,炒地皮炒到河北去。京师这儿,内城不是一般百姓能住的,能住进去的都有点身家,住外城的,就多半是些小力笨苦哈哈了,出了城,就更甭提,全是高梁花子,虽说是帝都脚下,论说起来,不比外地强上什么。
好的就是,四方辐辏,商贸发达,几家凑一凑,买头耕牛,买几匹挽马,骡子什么的,都很方便,凑钱叫铁匠来打点农具什么的,也是很便当的。
说来可能很多人不信,当时人的生产生活用具之缺乏,实在是后世高度物质文明下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农具和畜力的缺乏是最明显的,很多地方还在使用石犁来犁地,耕牛缺乏,几户人家能共用一头牛,就算富裕地区。
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到银本位的货币经济,也没有信贷系统,根本没办法形成规模农业。
都是讲究的精耕细作,从西周之后,就没有大规模的产业化的农庄农业,各家各户一小块地伺弄,弄好了温饱,弄不好全家饿死,不然就造反,逃荒,所以开国之初,抑制土地兼并,百姓还有活路,国力也是蒸蒸日上,一旦土地兼并开始,再遇到灾荒的年头,大面积的减产导致无数的百姓破产,然后农民委身豪强,国家收入税减,更进一步逼迫自耕农,让更多的自耕农破产,托庇于豪强之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恶性循环下来,大乱大治,几千年下来,令人思之而扼腕痛恨。
京师这儿,到底是首善之区,畜力农具比起别的地方要好的多,土地也是一水的平原,虽然不比关外的肥沃,也不及江南的土地有河塘泥当肥料,总的来说,比起西南,西北,燕赵大地的耕地还是蛮不错的了。
但要命的是水利工程。
大明政府的财政系统一团糟,整个户部就是一个大型的会计部门,负责计算收纳,根本没有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财政进行统筹规划,没有户部的支持,工部当然不会出头来负责兴修水利的事,而把这种事推到地方官员头上。
地方官员也不傻,他们只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绅士交结到了,不惹麻烦,再清正廉洁一些,断案的那种黑心钱不捞,三年下来,一个卓异的考评就稳稳到手了,谁去帮老百姓挖沟通渠的,这不是有毛病不是?
政府不出头,地方上的水利建设,就主要是靠乡绅带头了。
江南地区做的最好,河塘沟渠多,不修断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绅多,民智开通,而且,最为要紧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沟渠。
当时种地,可没有农药化肥,土地高产不高产,全凭粪肥往上堆。当时俗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宁愿憋着,也不能把粪便便宜给外人。拾粪也是门职业,农闲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着粪筐到处拾粪去,说起来也是生发。
除了粪便,河墉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时清淤翻挖上来堆到地里,效果不比粪肥稍差。这样一来,江南地区不必太多鼓动,年年疏通河渠已经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河网密布,天生的养人的好地方,明初时候,松江和苏州几府交上的粮食几占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产如此之多,也是异数了。
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亩最高能收六石粮,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坏,开发过度,原本汉唐时的水利工程无人维护,干旱的时候没水,下雨的时候坡地积不住水,没有植被吸收,没有河流蓄积,又容易冲坏田地,形成水灾,每年种子种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开眼,正常年头,七八斗一亩,五六斗一亩,甚至三四斗一亩,都是常态。江南一亩,可抵西北五六亩地,也是稀松。
所以西北,特别是陕北和晋北地方,是明朝最为凄惨的地区,收成少,费力高,几乎是十年九灾,正常年头,也就是勉强温饱,稍遇灾害,就得准备啃草根树皮。超过几年的大灾一来,只能靠朝廷赈济,不然的话,就得逃荒。
张佳木这会儿当然不知道明朝就是亡于西北流民,但土地好或不好还是知道的。直隶平原和西北有一点差不离的,就是水利不修,而河流不多。
近河的水田,当然就是无上之宝,收成高,旱涝保收,不必太操心水灾旱灾什么的,以平原地貌再近河,一年两季,五六石粮唾手可得,当时一石粮在江南地方要五六钱银子,京师地方,粮食吃紧,正常年头就是一两银子一石,几百亩水田,一年几千两银子收益是稳的,张佳木在外头挑庄子,派出来的人手很得力,第一轮就挑中了一块水田,上头赐了三万亩田,累计加起来被他挑中了两千来亩近河的水田,还有别的投充和多划的土地,在原本张佳木挑的庄子附近,他已经收了十几个村子庄园,加起来一共五万亩地。
这当然是违规的,但以张佳木的权势,又有谁敢挑他的眼,说他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