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政治框架建立之后,冯承乾也算了却了一件心愿。
不可否认,这套政治体制问世的时候,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总统制方面,这规定了每届任期为五年,却没有对连任次数做出规定。
又比如,临时宪法与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中都只规定了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离的税收制度,并且要求每一项税收都有针对的用途,却没有明确界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这些遗漏,在后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威胁。可是同样不可否认,这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制。
冯承乾拥有比这个时代任何人多要多的历史经验,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时,冯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不管什么制度,符合现实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冯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个框架式的〖民〗主体制。只有等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识到了〖民〗主的好处,并且看重〖民〗主给予公民的权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才能成为〖中〗国公民对抗统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
当然,独裁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以冯承乾为首,以“〖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为核心的,以富国强军、振兴中华为继任的这群人。至于所谓的〖民〗主,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
不可否认,独裁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独裁也不见得只有坏处。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独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关键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奋发图强。
更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鼻大凝聚力。
在经历了前清末期的耻辱与动乱之后,即便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号召力。
要想把号召力转化为凝聚力,就得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变革中获益,成为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拥护与推动变革。
对此,冯承乾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一九二四年底,在冯承乾,或者说是在“〖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推动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法案,即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影响了四亿〖中〗国人的《土地si有化改革法》。
该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亵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其中,最有力的的一项条款就是,任何一块土地,如果在两年之内没有耕种,将由政府收归国有,再转让给他人耕种。
该法案生效之后,全国范围挂起了一股“弃耕浪潮”
当然,发起者是由“〖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且主要是佃农。在经过宣传之后,大部分佃农都认识到,只要他们不为地主耕种土地,那么两年之后,那些土地就会又国家分配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土地。
让冯承乾没有想到的是“弃耕〖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农民进城浪潮”
原因很简单,当大量佃农放弃租耕的土地之后,只能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才能养家糊口。
虽然当时,绝大部分佃农进城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饿着肚皮活两年,而在离开土地之后,佃农只有到城市里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很多佃农进城的时候,只是希望在这两年里能够活下去,等到两年之后再回到农村,获得由政府分配的土地。但是两年后,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城农民留了下来,因为在这两年中,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劳动技能,成为了产业工人。更重要的是,城市里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都比农村好得多。此外,进城农民在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之后,特别是在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之后,也没有几个想回去。
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事实上,最初的时候,包括大部分民族资本家都反对录夺地主的土地。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由开明地主发展而来,与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录夺土地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地主。
只是,在〖运〗动开始之后,特别是在农民进城之后,民族资本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也很简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等于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格。
对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提高了利润率,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
要知道,在此之前,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中〗国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
尝到甜头之后,民族资本家自然不再反对,反而成为了“土地法”
最为坚定,也是最强有力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