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降将，如吴三桂等，一应皆为部将，领三千人，配给各战区各校尉帐下听令，待观其行。
军事方面的调整，在平了外患之后，便是如此。宴后，嬴翌又将将军级以上的将官留下，与之针对各大战区的建制做了一番详细的谈论。
在军队调整过后，嬴翌才着手文官的拔擢升迁之事。
军队打仗，军功当然清晰可见。但军队打胜仗的前提，是后方的稳定和各项物资的及时供给。这都是文官的功绩。
何况自嬴翌占领京师以来，牧政院和御法院在建立各地方统治机构、施政方面，都无差池，这些功劳，都是要兑现的。
于是在召见了军队将官之后的第二天，嬴翌便下王诏，通过人道榜上一目了然的功绩增减，对文官进行封赏。
有‘代’字的，全部转正。有能力的，功绩卓著的，该拔擢的拔擢，该重用的重用。
种种任命拔擢，通过人道监下发到各官员手中。监事阎尔梅忙的脚不沾地。
整个这一份文官封赏，涉及到的人数，并不比军队来的少，超过千人。其中拔尖的，便是阎尔梅也不禁为之啧啧称奇。
有年方十九岁便为一府之尊的，有二十来岁便是府级御法执事使的。而且全是凭功绩而论，没有任何私人情绪参杂在其中。这在以往的朝代，是基本不可能的。
以往的朝代，有譬如甘罗十二为相之类的壮举。然而那并非是因为甘罗已经做出了多大的功绩，而是有皇帝的私人情绪参杂其中。当然，甘罗也好，霍去病也罢，那都是人杰，要不然皇帝也看不上眼。
十九岁这位新拔擢起来的府君名叫王维扬，就在京师的眼皮子底下任职。就是当初那位敢率青壮出城迎击鞑子奇袭军队的年轻县尊。但他的功绩，不在于率兵出城拦截鞑子，而是在于执政方面的杰出贡献。
千余名单，除开郑允芝这些中枢大员，地方上，县级的官员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从他执政的宝坻县的农税、商税、治安、民心等各方面体现出他的能力来。在人道榜上，因他而增长的人道气数，比之其他同级的官员，要高出许多。甚至比起某些贫瘠的府级治所，宝坻一县人道气数的提升，可堪并论。
另一位二十出头便拔擢为府级的御法司首脑者名叫刘玄，也是个能人。
在嬴翌这里，能人与否，可以从人道榜上一眼看见。人道气数有提升，说明至少在某一方面，这个执政者是有能力的。人道气数提升多少，直接与其能力和作为相关。
当然，这里面未必没有一些疏漏。比如一个官员，他极善执政，但爱贪污。贪污会对人道气数的增长有所损伤，但他善于执政，促进的人道气数增长比贪污削减的更多，总体上看来，人道气数是向上的。
然而嬴翌需要的，就是有能力，善执政的。这才是最主要的。水至清则无鱼，如果贪污局限于一个幅度之内，嬴翌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若超出了某个限度，实际上在人道榜上，同样是看得见的。一句话就可以将其打落尘埃。
现阶段而言，人道榜上每一个人，体现出来的，都是对人道气数的促进作用，区别只在于多少而已。还没看到那种人道气数下跌的。毕竟新朝新气象，很多人都鼓着劲要做一番事业。
而且上榜的也都知道，自己的作为，可以通过人道气数的增减体现在人道榜上，是能够被一目了然的。是以都比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