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也证明，宋代的市场较唐代已经有更加明显的发展，城市若以两宋都城为例，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以铺席贸易为特点的各色店铺在城中连街沿巷的分布着，市场繁荣；在乡村，镇市的蓬勃兴起体现出市场发展的勃勃生机。面对这样的市场发展，宋朝的市场观发生变化，使唐代以来通过“商税”以增加国家收入的意识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现实中，一方面朝廷下放对具体交换场所的管理权，将琐细事务交予牙人、小吏；另一方面，则是加强税收机构的完善，从另一个角度实现对市场的有效管理。从现象上看，增加国家收入是事实，但发挥市场优势，国家通过税收控制市场，最终实现交易利润的最大化却是其经济实质。所以，市场管理由“以税代管模式”取代了过去的“直管模式”。
李曜并不是一个过于冲动、过于理想化的人，他知道大唐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成功的改革决不能是空中楼阁。此前他就曾经详细研究过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无风注：见本书前文。]，此时到了自己要改革的时候，自然就要找到最适合大唐改革的方向，经过对比，如果条件合适，就要大力推进。商业集市的以税代管，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宋朝以税代管的模式，也是李曜的主要参考对象。
而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形成发展，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税务”的建立和完善。入宋以后，“务”作为市场管理和税收机构在宋代设置得越来越普遍，涉及的经济事务也远远超过唐和五代。建隆元年创制“商税则例于务门”，并规定“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至太宗年间，以“枢密直学士杜韡。州税”，史称“以朝臣监州税始于此”。雍熙三年(公元986)方形成制度，规定“监当使臣”由京朝官任，“并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举之”，此后“遂为定员”。从太祖立商税则例至太宗雍熙年以朝臣监州税，表现出宋对广义市场的管理基本完成了机构、章法及专职官员的建制过程。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宋代市场“以税代管模式”建立的标志。
当然，既然是参考借鉴，税率应该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宋朝时，其税收物货及税率李曜曾在某论坛看见某大牛提到过。那位雄辩家称，宋代“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駞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凡州县皆置务，官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注：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
那位论坛雄辩家又说，宋代的税收机构大都由太府寺所辖。宋承唐制设太府寺，其所属机构有商税务，收京城商税；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收舟船木筏之征；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杂买务、杂卖场、市易上界，掌敛市之不售，货滞于民用者，乘时贸易以平百物之价；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以通官籴；榷货务，赏折博斛金银之属；交引库，掌给印出纳引钱钞之事；店宅务，掌管官屋邸店，计置出僦及民修造缮完之事；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等等。
而“免民行役，官自和市则归杂买务”，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斥其余币以利公私则归杂卖场”，杂卖场，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准折支用。这些机构是太府寺所属“官司二十有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的直属职能机构，都与税收有关。此外，地方上还有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或日“场”)、市舶务等名目。
而在宋朝诸多“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商税务”等，或曰“税务”、“茶务”、“酒务”。由于它的设置是自上而下，从京城到地方的路府州县甚至在镇中多有设置，发挥着既类似唐代“市”但又超越其职能的特点。
那次看这位雄辩家与人对簿论坛，李曜受益匪浅，下班后晚上就上线潜水跟帖，足足看了好几夜，他自己也从正反两方的说法中有了一些分析，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宋代商税务的设置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即有行政层级的差别。
第一个层次，在京城曰“都商税务”或“都商税院”。北宋开封“都商税院在义和坊，掌京城商贾廊店市收”；其官员由京城“诸司使、副、三班三人监，所领有拦税数钱之名”。从监都商税务官的职责可以看出，他们对市场的管理不再是像唐代京都市令、丞那样，直接掌管市场交易具体事务，而是挚市场之纲领，不再过问枝节，直接以税收为终极目标，即所谓“商贾之赋则归都商税务”。
都商税院收税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京城城门使臣，一是客商自己依例交纳。“太宗至道元年诏：都商税院每客旅将杂物、香药执地头引者，不问一年上下，只作有引税二十钱；无引者税七十五钱”。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诏：商税院并依榜例收税。仍取脚地引看验，如无引每千收税三倍；若一千已下，竹木席箔篦物，只委监新城门使臣点校验就门收税。一千已上依旧于商税院纳钱。官员出入随行衣物非贩鬻者不须收税。村民入京货鬻百钱已下与免。如以香末出城每斤税二钱”。
所谓“地头引”或“脚地引”，按照李曜猜想，应是一种类似经营许可证或说营业执照的凭证；似有一定的空间划定，适合于铺席贸易者，故有“地头”、“脚地”之名；属于商人自己缴纳，国家批准给纳的范畴。由监城门使臣负责出入城门的部分，则根据物货的价值决定纳税数额及缴纳方式，不足1000的由监城门使臣收缴，超过1000者则由客商到都商税院缴纳。通过收税的方式，都商税院实际上实现了对整个京城市场——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的交易活动进行最有效的管理。
较之于唐代市制，宋代的“以税代管”即有具体事务的管理——收税，更有高级别的宏观控制的特点。如果说北宋都城的市场管理以“都商税务”为代表，说明其已经进入“以税代管”模式，那南宋都城的突出表现就是税务的增多，在临安城，除了都税务外，还有浙江税务、龙山税务、北郭税务和江涨桥税务。除了前面提到的各务外，还有市舶务、红亭税务等。除了各务外，还有合同茶场、城南炭场、抽解竹木场、糠场等。这是国家市场观念及实践都已经转向追求税利最大化的表现。
第二层次，即各府州县所设置的商税务。前面提到宋代“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是最基本的情况。并且根据各地的地方特色，税务的名称可以有“商税务”、“税务”、“茶务”“酒务”等不同称谓，并且可以同时设置数务。
两宋时期，在福建路治所福州州城先后设有都税务、临河务、楼店务、修造场、抽木场、窑务、船场、灰场、炭场等。在这些庞杂的务中，有的并不是税收机构，如窑务，就是利用流役人员的劳力为官府烧制产品的，属于临时设置。但在以税收为目标的场务中如“州城都务、临河务，号里、外税务二务”等，在当时当地的市场发展中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州城之“都税务”曾经曰“茶盐商税务”，“国初，茶盐有榷官，自设市于此收税，官通领之。熙宁三年，罢科卖茶，故至今只称‘盐商税务’。虽产浮盐，久不给，其名不废也”。而“临河务”又曾经是“古南锁港”，有“凡百货舟载此入焉”的记载，说明其在商品流通中的重要地位。在县一级也设税务，史称“有九县十务”，即“闽清、长乐、罗源、宁德、长溪、永福、连江、福清与古田里、外二务是也”。
第三层次，即镇市税务，那是随市场发展，市镇博兴后的产物。在北宋时期，不仅在县级以上设务，镇一级地方也有税务：如哲宗元佑四年(1089)，韩城村因“人物繁盛，场务系百姓扑买”有司“欲乞改为镇，创酒税务，置监官一员”，得到朝廷的批准。又如福建路各县之下有黄崎镇、水口镇、闽安镇、海口镇等镇务，政和八年(公元1118)明确规定了“十县务及四镇正额”。嘉定年间，太平州黄池镇也有镇务。总的说来，南宋各地的镇之税务虽时有兴废，但其存在并开始增多已经是事实。
此外，在新兴的乡村“市”中也出现有“税官”的记录。这些新兴的市，商品种类、流通量及成交额都有局限，即所谓“乡落有号为‘虚市者’只是三数日一次市合”，故“初无收税之法”。但由于“州郡急于财赋”，多“创为税场”，或令人买扑，政府坐收课利；或令拦头收税；或由官府直接差官措置税收，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诏省洪州武宁县巾口市官监酒税，从本路诸司之请也”，这说明此前巾口市曾有监酒税之官。又如，庆元府鄞县有下庄市、林村市、横溪市、甬东市、东吴市、小白市、韩岭市、下水市等，有的直接设有税务或税场，如下庄酒务、林村酒务，且直接有监官，“下庄酒务，监官一员；林村、黄姑林酒务，监官二员”等等。由上可知，上自京城，下府州乃至镇市，宋代都以税务机构和税务监官的形式直接控制了各级市场。那些在唐代还只是临时性的机构或是临时性的特殊官员，到了宋代大都成为常置机构和常设官员。
其次，宋代各级税务创置的时间有早晚之别。第一层次的都商税务在宋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如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司勋郎中监在京商税务苏晓就奉命查办供备库使李守信贪污案。第二层次的地方各府州县税务设置大约在太宗以后；而第三层次的镇市税务设置多在北宋末及南宋年间，如前面提到的政和八年(公元1118)对福建路十县及四镇税务税额的规定；又如绍兴年间，稗牛镇有镇务；湖州乌墩、新市镇务等等。设置时间之所以有差别，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一是“以税代管”市场管理模式逐步完善的表现。
再次，尽管说宋代通过税务层层分布控制了全国的各级市场，但有宋一代的官员也常常因为“以税代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质疑，对地方州县是否应当设置“税务”始终存在争议。到北宋仁宗时期，各地方官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扩展税源，产生诸多弊端，增加了百姓负担，一些官员纷纷上奏批评税务“刻虐日甚”，使得“商旅为之不行”，而朝廷也开始频频下诏欲遏制不良态势：天圣五年(公元1027)五月，因“河北诸州、军酒税务自有监临官，而转运使复差官比校岁课，务以侵民”有诏罢之。天圣七年(公元1029)，“诏天下税务毋得渎傒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诏天下商税务今年所增税物名件尽除之”。皇祐三年(1051)“诏绿汴河商税务无得苛留公私舟船”，诸如此类。
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苏轼又言“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自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绿有上件给钱充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显是借关市之法以蓄聚私家囊案”等等。
仁宗以后，地方随意增加税收的情况愈演愈烈，而类似的争议也延续到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1)时，高宗对臣下曰：“比闻州县多创添税务，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货少，为公私之害”，并令相关官员查实，最后“诏所增税务并罢”。
尽管如此，十余年来“商贾不行“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记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尚书省言：“近年所在税务收税太重，虽屡降指挥裁酌减免，而商贾犹不能行，盖绿税场太密，收税处多，欲令户部行下诸路转运司，开具将相去连接之处，裁酌减并以宽商贾。如县道税务不可减，即与免过税。仍许豁除省额，如此则商贾行而货财通矣，从之”。事实是，一面是批评声不断，一面是税务依旧创置不止。
从上述唐代在两京及州县以上地方置“市”，设“市令”“丞”，到宋代在京城及其地方路府州县镇市置“税务”，置“监官”的变化，李曜确实能感受到唐中后期，历五代人宋以来国家市场管理模式的渐变。前者重“管”，后者重“税”；前者显得市场“规范”，犹如谦谦君子，后者显得市场无序、自由，甚至将国家和个人的“贪婪”暴露无遗。
但是，恰恰是这种变化反映出商业的发展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着整个国家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方向已经非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它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个人，除了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变化外，别无他法。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导致国家市场观的转变，从过去那种单纯的、朴素的“互通有无”的市场观，向主观能动地，欲发挥市场功能，利用物货流通，以收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成就了唐代市场管理“直管模式”向宋代“以税代管模式”的转变。
既然终究是要发展到那般地步的，何不现在就提前发展，使得中央财政开始变得充裕？
财政不充裕，如何一统天下？财政不充裕，天下如何长治久安？
长安，长安。唯有不断发展进步、适合当前的制度，才能让你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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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重感冒中，肺都要咳出来了。按照中医的方法看，我应该是“风热”——风邪入肺。换做西医的说法嘛，大概就是：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又称病毒性感冒。
第212章 秦王变法(八)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
长安的春天始于二月。从朔北吹来的风和黄尘，夹带着春天，降临关中。
二月的长安，风中已经开始混杂着杏花的味道。寒风刺骨的凛冽早已远去，只感觉到春风和煦。
李曜走在带着春天气息的风中，身着深青色书生儒服，腰间却佩着一把鲨皮横刀。
新晋武散官衔为冠军大将军，同时检校兵部侍郎的憨娃儿，同样腰佩横刀，着武弁装，伴随在李曜左右。
里坊中的大街左右两旁并立的榆树、槐树和杨柳，都已冒出嫩芽，抽出淡淡的新绿。路过的马车发出辚辚之声，更添几分热闹。高楼之上的蓝空，也显现出温柔的色彩。
走过大街，一踏进游廓的夹道——狭斜，人们的脚步似乎也都变得轻盈了。
纵然书生佩剑，风姿卓绝如李曜者，走在这称为“狭斜”的妓院、酒肆鳞次的街道，也不会让任何人停下来多看他一眼。
在长安人眼中，自从当今右相、陇西郡王李存曜为官家呈上《新儒论》之后，自认才济天下的文人雅士们就大都重拾了春秋旧风，将佩剑当作一种新的时尚——特别是在右相出现长安各处时均身佩横刀之后。
虽然李曜与憨娃儿的佩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战场杀器，但长安即便在近些年迭遭变乱，真正上得战阵之辈，又合几人？
走过一间酒肆时，憨娃儿忽然吞咽了一下口水。李曜笑道：“渭河新鱼，长安绝脍。怎么样，去试试？”
憨娃儿忙道：“好，好。”然后一怔，迟疑道：“大王……”
见李曜瞪了他一眼，又立即改口：“郎君不是要去盈香妙坊？”
李曜哈哈一笑：“不忙，不忙，昨日官……禁中送来的蓬池鱼脍，乃以‘舞梨花’之法制之，食材虽好，却非我所好。今日既然正巧路过，这周记鱼脍又是长安一绝，不如便在此处来一份用‘对翻蛱蝶’法制之的渭河鲋鱼，一解春馋。”
憨娃儿见他不提正事，倒似真要先吃一顿鱼脍，不禁大喜：“那敢情好！不过俺吃鱼脍没那许多讲究，甭管‘舞梨花’还是‘对翻蛱蝶’，都太雅致了些，俺就喜欢‘大晃白’，简简单单，好吃最实在！”
李曜笑答：“大晃白虽然看着简单，但真要到了手艺高深的庖丁之手，每一片生鱼，可于风中片片纷飞，那才叫绝活。”
憨娃儿大惊：“鱼片能随风飘飞？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