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这些大家傻，还是炒作者傻，还是众人皆傻，或者说都不傻，这也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反正这一话题，给当时的金陵城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是该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吗？
不过，还是有着一些中下层官员有着清醒头脑的。他们认为：当年的南宋，因为有了岳飞、韩世忠等武官显示出了“肌肉”，才能让南宋与金国签定和约。而现在的大平朝正与大顺、大西、清军和南明四面开战，趁此良机，应该积极地进行北伐。如能收复失地，那最好，就算是不能，也能与大平朝签定较为有利的和约，使其顾忌，不敢冒然南侵。
可是这些官员的见识虽好，但他们的官位实在是太低，根本影响不到弘光朝廷的朝政。再加上朱由崧登上帝位的原因是依靠联络各镇武将，而各镇武将既以“定策”封爵，已无进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妥善经营北方事务。所以这些建议也就很快被忽略掉了。
而在此时，史可法等弘光朝廷重臣都是裹足不前，一味死守江南，其实他们的内心是相当怯弱。而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而大顺军又被清军和大平军先后击败，各军的强弱也就一眼可知了。
因此，史可法等人就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就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衅”大平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大平朝，维持偏安局面。就是到了此时，弘光君臣还是抱着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大平朝的欢心。
而这种软弱性，就使得大平朝轻而易举地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而在这一地区中，许多还亲前明的官绅，却因为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而被迫归附大平。随着大平朝显示出了强大的军威，再加上一些“良政”相继施行，最终，这些官绅也都转变为大平朝的忠臣良民了。
也不是没有官绅还对南明抱有希望，有些人甚至拖家带口南迁。可是留在原地的那些官绅，盼不到“王师北定中原”，他们也终于抛弃了幻想。而弘光君臣的短视，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个把南明延续下去的机会了。
其实在此时，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除了部队的战斗力，其他的一些，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对大平朝、大顺政权或者满清，都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应该说，如果励精图治，弘光朝廷还是能有一番作为的。
可是南明的这些军队，都已经蜕化成了将领维护和扩张私利的工具。他们怯于公战，勇于私斗；遇敌望风而逃，视民如俎上之肉。
正因为兵不可用，所以弘光朝廷兵将虽多，却麕集于江淮地区追欢逐乐，毫无进取之意。而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和他节制的各镇武将为了掩盖内心的怯弱，就只能在粮饷问题上大做文章。
当时，弘光朝廷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也可以说是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这军饷发放确实已经是够大方了。可是为了笼络各镇武官，在短短四个月内，在各镇武将的一片哭穷威胁之下，弘光朝廷竟然发放了相当于一年半的银饷，应当说十分丰裕了。更何况在立镇之初，弘光朝廷还把江北一部分地方的屯粮、商税等收入也拨给各镇。真是财源滚滚来啊！江南也真够富裕的。
而总督各镇武将的史可法，他虽然为官廉洁，也很勤勉，对于各镇的兵额和应发、已领饷数也是相当清楚，更是对各镇武将的搜括地方、荼毒百姓也是心中有数。可是在他的奏疏中，竟然也同各镇唱一个调子，危言耸听，以此来骗要粮饷。
这里可以看出来史可法的无奈。因为他在明末官场中久经磨炼，对当时文恬武嬉的积弊司空见惯，也积累了一套应付朝野舆论的伎俩。
虽然史可法本人在调处各镇、保境安民上确实颇费心机，过分责备固然不当，但他确实畏平若虎，奉各镇为骄子，使这些军阀顿兵江北，一味鱼肉人民。
因此可以这么说，史可法出任督师之后，耗费了江南百姓的大量粮饷，可对于军情还是一筹莫展，说他姑息养奸，喂虎贻患，并不过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