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大理寺，并无直接的监督权限，可人家本身就是监管百官风纪的，对文武百官的威慑力，可比顶着‘天下纲纪之总宪’，内里却并无什么实权的大理寺，要强出百倍不止。
故而想要从都察院夺权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这些人本就是笔杆子、打嘴仗混饭吃的，真要是当面锣对面鼓的闹将起来，没个能站稳脚跟的切入点，想夺权谈何容易？
故而孙绍宗上任之初，也曾为之头疼过一阵子。
好在他虽然不是法院、检察院系统出身，对这一套也还算有些了解，最后从中借鉴了一些思路：
既然夺权不易，借助皇权施压又不怎么奏效，那干脆就另起炉灶，弄一套可以顺理成章扎根地方，又符合大理寺核心职权的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也是四个字：普法下乡！
大理寺除了稽查各地上报的疑难杂案，或者奉皇命处理钦案之外，还负有编修、宣扬律法的职责。
前面那一摊，如今是孙绍宗掌管，却和刑部、都察院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
后面那两部分，按理是右少卿李文善掌管的。
不过历年来，大理寺右少卿也只是负责编修法律，对于宣传方面，却是几乎是极少涉足。
非但如此，依照孙绍宗做治中时的所见所闻，地方官府对于普法工作，同样是消极怠工。
因为时下流行的论点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法律只要掌握在官员手中就够了，至于那些小老百姓，懂的法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生事的讼棍。
这种言论与思维，其实后世也还没能完全杜绝。
好在孙绍宗也没指着能完全杜绝，对他而言，只要能借着这个由头，在三法司的职权中另辟一条蹊径，也就足够了。
不过凭空提出要‘普法下乡’，肯定是不可行的——至少也要先找些依凭，证明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而不是自寻烦恼。
正因如此，孙绍宗才让柳湘莲等人，查阅统计近年来，各地百姓聚众械斗的记录。
之前他在京城为官还不觉得如何。
等南下湖广之后，才发现民间因为争水、争田、甚至争人争气，引发的群体性械斗可说是此起彼伏。
这一来是地方官府掌控力不足，二来也是因为大多数百姓，都只知宗族宿老，不知朝廷王法，一旦产生矛盾往往自行以暴力解决。
只有那些实力不济，被豪强欺压了的，才会想到官府头上。
可地方官对这等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事儿，又往往难以论断清楚，即便出面进行干涉，往往也会被认为是偏帮某一方，即便做出的裁决，也难以生效。
当时孙绍宗就觉得，应该想法子增加官府的掌控力，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地方宗族势力随着时间推移，对官府的敬畏肯定会越来越少。
等到地方上完全失控，那大周朝估计也就该走上末路了。
现在入职大理寺，正好把两件事结合起来，以普法宣传的方式，尝试遏止乡间愈演愈烈的私斗之风；同时借助普法之便，在地方上安插势力，甚至趁机夺取一部分辖制的权利。
当然，这其中的细节，肯定没那么简单，还要仔细斟酌之后，才好在朝堂上讨论。
总之，最后只要两件事能做成一样，也就算孙绍宗没白在大理寺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