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打包行李一边跟冬冬讲电话，他说你去处理也可以，我回上海了你再走。赶不上，我说，你到的时候我都上飞机了。
“那就在飞机场见一面吧？”冬冬说。
我用脖子夹着电话，手里在整理化妆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在邮件里交代，或者你在电话里说就
好了，干嘛非得在机场见面呢？为什么？”
“哦… …”他停了停，“其实也不为什么。”
“那就回来再见吧。”
“也好。”
… …
我在印度呆了十几天。我给会计师和律师们在新德里的美国医院旁边租了一个大别墅，配备保姆司机，还有一位中国厨师，昂贵精致的食物不在话下，基本上美国大使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水都是花大价钱买的依云，洗菜都用。生活卫生方面多花点钱是正常的开销，我的预算做得很大，得把查账做尽调的专家们服务好，他们状态好了干活儿才能快，干活儿快了我们的投资才敢落地，冬冬老板才有钱赚。
在我悉心的照顾和督促下，专家们活计干的不错，两周之后有效数据都采集完毕，回国不久就可以出报告。谁知道快要回国的当口出状况的是我，刚开始只是浑身酸疼，我以为自己仅仅是有点累，谁能在一个热带国家得重感冒呢，再说我本来就比常人结实。可是两瓶藿香正气水也没把我那个劲头压下去，到了第二天我发烧到了四十度，起床都费劲更别提赶飞机了。几个一道来的专家们商量，说要总得留下一个人照看我，我一听这话心里面发抖，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一边喘一边说照看什么照看，谁用你照看，赶快回上海作报告去！我老板着急要呢！——我真是超凶的。
同行的人乘飞机准时走了，我
被中餐厨师和司机送到美国医院打点滴。原来租这个地方就是怕专家们生病，倒是在我这儿派上了用场。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道被扎了多少针，一时醒一时睡，好不容易睁开眼睛，谁想到好大一个脸就在我鼻子前面，是冬冬老板，他把我额头上的头发拨开，笑嘻嘻地像朵花：“对就是我，我来印度了。我给你算工伤，给你放假。”
两天之后我退烧出院。
我们没有马上回国。
我跟冬冬在别墅里呆了三天，并没做那件正经事情。我刚打了那么多的抗生素，还没有好利索，身上也没有力气，一直在咳嗽流鼻涕，哪里会有兴致呢？
但是那几天不可说不美妙。
热浪来了。空调坏了。佛祖故乡的物业比佛还佛。冬冬怎么都叫不动他们。他便把别墅窗子全都大打开，从冰箱里拿了冰块冰水放在通风处，房间里面果然便凉爽一些。巨大的铜床上面罩着白纱帐子，被风吹得鼓鼓的，像朵云彩，我们窝在床上，一只一只地去辨认落在帐子外面的各种虫子，蝴蝶和蛾子。冬冬比我怕热，一直都没怎么穿衣服，他在房间中心放了一大盆水，不时去把汗洗掉，把身体弄湿，有锡克人在外面叫门送餐，冬冬把一块白布缠在腰上去开门，他那样子好像壁画里的人物。有一天他自己出了门，带回来一种黑色的酸甜剧烈的小果子，另一只袋子里是各种颜色的
印度墨。他在我肩膀上画了很多枚尖尖的树叶，绿色的金色的红色的，边缘勾着黑色的细线，我在镜子里看居然还像模像样的，他说商人说了，这种墨好好画上，可以一个月都不褪色。
他说真的在街上看见有人耍蛇，我从床上撑起来，穿上裙子要他带我去。不知道是因为身边有冬冬的缘故，还是我因病放假不用工作的缘故，那个下午我发现印度这地方虽然脏点乱点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渐渐地还有点讨人喜欢。红色砂土，被藤蔓缠绕的阔叶子的热带树木，人们赶着鸡鸭在市集上经过，家禽的叫声跟卖艺人的歌声，跟空气中各种气味混在一起，复杂得好像大眼睛的舞娘脸上的彩妆，穷人很多，衣衫褴褛，在河水边靠乞讨和信仰为生，苦行僧的一条手臂举了七年不肯放下来，那根手臂上因为血液长期倒流，肌肉早已开始萎缩，变得好像一根枯树枝，他坚信这是要靠近神佛必经的考验，你可以给他食物，也有不明白的游客把硬币放在他跟前的碗里，被他用另一只手轻轻地倒掉——钱在这里毫无意义，只能让他远离理想。我身上穿着prada的裙子，被疯跑的小孩子的手抓脏了，若是人在上海必定心疼得鸡飞狗跳，到了这里也没太当回事儿。我们买了当地人黑色的手指做出来的食物，居然味道上佳，就坐在河边吃东西，远远
看见水面上有牛的尸体漂浮而过。黑夜里河面上亮起了无数灯火，人们跪地诵经，祈祷幸福或者送别死去的亲朋。冬冬一直握着我的手，手被他放在背后，我看着他的侧脸，我认识了十几年的男孩儿，温柔的让人舒适的男孩儿，我在那一刻有点忘乎所以，忘了那个努力赚钱的自己，我想要是这个假期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该多好呀，我想叫他一声。可我还是忍住了。
第二十三章（2）
那个想要一直在印度放假的想法从在回航的飞机上看到黄浦江上的商船和浦东机场的大型货柜开始显得那么滑稽，最终荡然无存。就像我肩膀上的印度墨，洗了三天澡就消失不见——冬冬被印度的小贩给骗了。
印度之行成了宁晓丹宁总终于跟我撕破脸皮跟我发难的直接动因。
我回来上班的第一天下午，员工餐厅，我吃完了午餐，要了一杯咖啡正在刷手机，宁总提了一把椅子，就坐在我旁边，她黑色的针织衫上有个绿宝石胸针，是个好东西。
“你跟徐冬冬在印度干什么了？”她问我，“最后那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