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读完，我说：“你感冒了？”傅余野愣了一下，然后问我要不要停课一周？
我又好笑又无语。
怎么反而是我决定的。
随即想到，他不会以为是我怕他传染给我吧。
我问：“量过体温了吗？有没有发烧？”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和他大眼瞪小眼，互相看了一会，还是我先受不了他的目光而转开视线。
我看着书本上的勾画的内容，说：“家里有医疗箱吧，我觉得你现在更需要检测一下你的病情。”
他皮肤白，早上我没注意，现在才发现他一向红润的嘴唇仿佛失水的玫瑰，蔫蔫地枯萎着。
最后我们到了客厅，他坐在沙发上拿耳温计测体温。哈尔跑过来在我身边转了转尾巴，又一屁股坐到了傅余野的拖鞋上。
我拿过耳温计一看：38.5
顺便把从药箱里的感冒药拿出来。
又去厨房倒了水，伺候他吃了药。
傅余野被我赶回了卧室。这是我第一次进他卧室，进去之前我还是有点犹豫不决。毕竟他看起来不像是能够让人随便进他隐私空间的人。
他放下杯子，冷静地说：“老师，我好多了。”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他真的烧昏了头了。
傅余野后来跟我说，我当时看他的眼神就像是慈善救助工作人员看到鳏寡孤独的人那样带着毫无保留的怜悯和慈爱。也许随便一个中年丧妻少年矢志的例子就会让我抱头痛哭。
他觉得我是个擅长自己脑补悲情戏的人，同情心泛滥并且无知，对世界上大部分人类生存法则的无知。
相比起来，我反而是可怜的一眼看穿，需要靠着一点辛苦的打工费来维持生活，为区区几百块钱呕心沥血恨不得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在上面。但我从不会觉得自己可怜，因为我可以说这是靠我自己用知识和劳动挣来的，我活的平凡但开心，没想过要站到高处，也努力不让自己跌到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