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是唐王就藩的封地，自东汉光武中兴以来，就被称为帝乡名郡，算是河南省内较为富裕的一块地方了。而且南阳盆地在群山拱卫之中，北阻秦岭，隔绝了从北方而来的寒冷空气；南限巴山，阻挡了南方的炎热与潮湿。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使得南阳一带有幸避免于崇祯十三年河南省的惊人天灾。这一年河南地区的气候恶劣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除了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和蝗灾以外，杨嗣昌主导的加派剿饷、练饷，在天灾之上，又增添了人祸。
河南除了南阳府一地外，几乎都是颗粒无收，中产以下的平民又为了躲避朝廷的摊派，纷纷将土地抛荒逃亡，使得河南省的农业生产彻底停滞。
这种种情况叠加起来，最终就令明朝的腹心之地，沦为了一片人间地狱。
“如今中原大地，流亡满道，骴骼盈野。我前几日过洛水时，亲眼目睹到永宁县附近，一村上下数百人，一起投水自溺。天下残局，实不忍言！”
在南阳府城的一间小茶肆里，陈可新刚刚入座，只喝了一口粗碎茶叶泡成的汤水，就忍不住痛心疾首，说起了自己在来南阳路途上种种的所见见闻。他头戴一顶青色折角巾，身穿麻布圆领袍，仪表堂堂，顾盼有神，一看便知是个腹里有货的读书人。
茶肆内各色人等混杂，有不少散兵游勇和赌痞在这一带鬼混。陈可新的友人用眼角向他暗示，官兵也在喝茶，示意他不要乱说话。
不过茶桌上的另外一人，他和陈可新类似，有功名在身，虽然不及陈可新的举人，但他作为南阳诸生，倒也不惧怕等闲的官兵。
秀才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讥讽省内的藩王，他一开口便直指当今天子的亲叔父福藩，讲道：“咱们河南遭此大灾，一面是天灾所致，可另一面也实在是因为亲藩过多啊，否则何至于演出全村泥门投水的惨剧来？我们河南一省，也不比其他省份富裕到哪里，却有七亲藩就封于此。特别是洛阳的福藩，神庙当年被郑贵妃所蛊惑，几乎要立福王为太子，若非满朝正人君子的反对，就要酿成大祸了！可惜福藩不能为太子，却来祸害我们河南人了。”
秀才的话实在说得太过露骨，以至于陈可新和他的同伴都将秀才嘴巴捂住，不让他再胡说八道了。秀才讲的福王之事，是万历年间的一桩公案：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宠姬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别偏爱。在万历后期围绕着立太子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朱翊钧拗不过朝野舆论，被迫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立爱子朱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实现，他和郑贵妃就多方在经济上给福王以优遇，不仅大量赐给宫中积累的财物，而且对于福王请乞的庄田、行盐、商税等也无不“朝报而夕可”。朱常洵就藩洛阳，同明初以来分封的诸王相比在时间上虽然要短得多，但拥有的财物却是“富甲天下”。
陈可新是湖北夷陵人，而非河南人，他对河南被分封了七个藩王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将秀才嘴巴捂住后，陈可新便又忍不住好奇心，向茶桌另一侧的同伴问道：“年兄，亲藩系天潢贵胄，都到这种境地了，藩王们还会巧取豪夺、压榨民力吗？”
那人苦笑一声后，压低声音回答说：“温故，你有所不知。除了咱们南阳的老唐王以外，河南亲藩大多豪奢糜费。就算是开封的周王号称贤王，其实也在利用这场古来罕见的天灾，用轨寄、投效等办法，兼并中州田地。”
温故是陈可新的表字，所谓温故而知新。他本是夷陵的举人，在夷陵州城靠着自家财力和他个人的威望组织了一支民团队伍，上城帮助官军守卫。可由于闯军奇袭夷陵，猝不及防之下，陈可新身陷贼巢，不得不暂时隐姓埋名，藏在友人家中。
后来沅兵复攻夷陵，陈可新组织的民团被闯军所征用，搬运木材——就是这一点坏了事情。杨嗣昌指挥秦军和左镇收复夷陵以后，左良玉便借口陈可新帮助闯军组织民团抵抗官军，将陈家资财全部抄没，念及他有举人功名在身，才没有将陈可新治罪。
陈可新家产俱尽，又因涉嫌通贼被关了三个多月。直到最近他在河南为官的一些同年帮手，才将他救了出来。但陈可新在湖广是再不能混下去了，只好北上中原，来投奔自己同年科考的老朋友，顺便找份工作来做，至少要能够养家糊口。
“温故，你不知道，河南流行一句话，叫做‘中州芳草王孙路，尽入朱门帝子家’。”那个胆大包天的秀才借喝茶的机会，又开始胡乱说话，“河南的七亲藩，以福王为首，都在蒙蔽天子。若我有机会和温故你一样考到举人，去京城参加会试，那我一定要将这些情况统统禀报于圣天子，好令燕京派下钦差大臣，清靖中原！”
“我路过洛阳时，见过福王府花园的一角，确实是富丽堂皇，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当时洛阳正逢饥荒，宫墙之外凄凉愁惨，无异鄷都地狱；宫墙之内，却是纸醉金迷，说不尽的豪奢糜费。朝廷不懂得用人，河南官员都不能约束福王，也实在令人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