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六点，我被人敲折了右手的每根手指扔在校医院后阴湿的草地上。苍白的黎明照亮了我染满污血的指缝，和指缝间已经被连根拔起的杂草。
我被打了。
被人在大半夜拖出来打得五指尽断，喉咙里满是咽不下吐不出的血腥。
我想不通，我究竟做了什么，值得别人这么对我。
熹微的晨光中有人跑进我的视野，他搭着我的肩膀将我背到背上，刻意地避开了我血肉模糊的右手。他的嘴唇在颤，哆哆嗦嗦得像是哭了一样，我隐约意识到他是在安慰我，然而痛到麻木的大脑拒绝接受任何语言，也拒绝记录任何安慰。
我什么都听不见，就像被关进了一个透明的箱体里，风声钟声呼唤声全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我的眼前演绎着杂乱的默片，污浊的右手伴随着指导员的跑动在视野中不断出现，我感觉不到疼痛，大脑中一片空白，有人趴在我耳边声若蚊呐，待我注意到时，它便突然用尖细的声音质问。
它像个孩子，它的语气单纯且残忍。
“他是施暴者的共犯吗？”
我听到它这么问。
我想起夜里我锁了门，宿舍的另一把钥匙在指导员手里，而在我被拖出宿舍的时候，我的指导员就睡在离我不足三米的另一张床上。
“他是施暴者的共犯吗？”
我想起在我被孤立的时候，我的指导员一边阻止其他人接触我，一边阻止我接触其他人。
“他是施暴者的共犯吗？”
我想起他在成为我的指导员之前，这个少年，我“唯一可以信任”的少年，首先是这所学校的学员。
那个尖细的声音发出刺耳的笑声，那种笑声像是要贯穿我的耳膜，将我的大脑一并捅得千疮百孔。
我突然觉得难过，不是因为疼痛而难过，而是因为委屈而难过。
“他不是你的同类，”那道声音说，“你还在你的孤岛上。”
“这里（你的孤岛）只有你一个人。”
在接受了治疗之后，我的手已经恢复到了能握住东西的程度，想要写字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那段时间，我恐怕永远都等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