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康宁一行出席了由台北市政府承办、中央通讯社协办的经贸洽谈会。在这一天的会议中，代表团与台湾各工商企业签署了十余项招商投资合同，意向总投资额高达十二亿美元之巨，涵盖了高效农业、食品加工、电子机械和日用化工等多个行业。
康宁知道这些意向性投资的合同水分很大，也知道签署这些投资合同的十几个台湾企业之中，今后要是有三分之一能前往缅甸履约投资就算是取得巨大的成绩了，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对缅甸的混乱局势很不放心，签订完意向合同仍有一个观望期才会最终下定决心，再加上如今大陆极其优惠的免税政策和超高待遇更能吸引台湾的投资人，因此康宁和郭鹏尽管满脸微笑，心里却不敢抱有多大的期望。
值得欣慰的是，台湾政府下属的对外关系促进会、台湾贸促会和中央通讯社等政府部门却对成果颇感鼓舞，在中午联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午宴，康宁一行也随之出席了此次宴会。众多政府高官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明确地表示了对康宁第四特区政府的欣赏与支持，对康宁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还毅然耗资八十万美元兴建“二战中国远征军纪念馆”、与香港方面联合拍摄表现国民党官兵正面形象的《远征》一片等事迹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并对康宁因被迫害而逃到缅甸进而迅速崛起的传奇经历由衷地赞叹。对外关系促进会主任廖铭烈更是用上了“传奇与伟大”一词，表示自己对康宁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超凡智勇的钦佩。
康宁在这此起彼伏的赞扬声中，表现得极为谦逊，甚至还有点儿惶恐，“过奖了”、“其实都是逼出来”的等等恰到好处的客套话，为康宁赢来众人的更多好感。
其实，康宁已经弄明白了廖铭烈等人的真实身份绝对不可能只是“对外关系促进会会长”和“中央通讯社社长”那么简单，通过今天上午匆匆离开台湾的司徒兄弟详细介绍，这几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长者，无一不是台湾政府甚至情报当局的实权人物，因此康宁在客气之余，巧妙地说出了第四特区窘迫的工商业现状，表达出自己立意振兴缅甸经济的决心，又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难处。
果然不出司徒兄弟所言，康宁的委婉诉求，很快得到了廖铭烈等人的积极回应。对方以“褒奖康宁第四特区政府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台湾的亲善”为名，表示对外关系促进会、贸促会等四个部门将会在年内分期向缅甸第四特区政府提供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首批援助的一亿五千万美元资金有望在康宁离开台湾时交付，剩下的一亿美元将会在三个月内赠予。另外，中央通讯社和台湾华夏基金会将会在一个月内，向第四特区赠送价值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医疗器械、救护车、中文书刊、教具和电子计算机等食物，以表示对第四特区文化卫生和教育事业的支持。
这突然飞来的好处，让康宁的同行们惊喜不已。康宁心里却非常清楚这两亿多美元的援助不是那么好拿的，尽管对方拿出了令人垂涎的礼物在大家眼前晃悠，但是在康宁做出令他们满意的承诺之前，绝对不会轻易交出的，而令台湾官员们满意的承诺，无非就是政治上妥协与配合——疏远大陆而亲近台湾，甚至承认台湾政权的合法性。
康宁当然不会这么短视，因此这次宴会上他始终表现得彬彬有礼、从容不迫，在对方没有提出具体的条件之前，他也不会有何贸然的表示。在这种场合，选择较为被动一些的立场，要比匆忙表态有益得多，至少为接下来秘密进行的讨价还价留下了充足的余地。但有一点儿康宁很放心，就是自己麾下的六十名特种精锐已经秘密进驻了台湾新竹空军基地，接受美国教官和台军教官们的直升机飞行与维护培训。这一点无疑已经表明了康宁的某种立场，足以让台湾政府的官员们感到亲近和放心——很多时候，暗中结成的紧密联系，远比嘴巴上的联合来得稳固和有效。
傍晚时分，回到宾馆的康宁刚洗完澡准备出席台湾工商界举行的招待晚宴，郭鹏匆匆敲门走了进来，随手递给康宁一张报纸：“阿宁，你快看看《海峡时报》今天的财经版头条，转发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著名财经评论员李鸣谦的专题文章。不知为什么，这个李鸣谦突然提及了对华房地产投资中的负面问题，而且还是拿徐子良的两个新加坡上市公司来做例证，直言子良的公司的负债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左右，已经属于不良资产。这么一来，子良的新加坡公司可惹上麻烦了，刚上市不久的‘远东海运’和‘南洋医疗’这两支股票大受影响，要是不尽快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话，我们的新加坡资产恐怕要大幅度缩水。”
康宁心里悚然一惊，他压根儿就没想到司徒兄弟的动作竟然如此之快，今天凌晨才说动手，今天就有大动作了，当下立刻接过郭鹏手中递来的报纸，仔细阅读起来。
郭鹏接过郑怡递来的茶水，点了点头坐到沙发上，静静地等待康宁的反应。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本来就是康宁惩治徐子良的秘密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但看到康宁一脸惊讶的样子，他还以为康宁事先毫无所知，心里暗自为康宁着急。他哪里知道，康宁之所以感到吃惊的是司徒兄弟的高效率，从计划制定到具体实施只用了数小时的时间，这足以表明司徒兄弟事前早就有了一份预案了，凌晨和自己密商到天亮不过是征得自己的同意罢了。康宁由此意识到，司徒兄弟的预见力和雷厉风行的果敢手段，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一时间心里不知道是喜是忧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