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华夏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受“孤立主义”影响，更由于日美贸易的巨大利益，所以对日军侵华一直采取纵容和观望态度。
直到罗斯福看了蒋委员长在10月30日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在11月10发来电报：“对于华夏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罗斯福并表示：华夏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的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他将乐于批准对华借款。
所以在罗斯福希望看到蒋委员长态度的这段时间，蒋委员长也很愿意向英美表明抗战的决心。
因此，蒋委员长打定了主意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用一把火烧掉，如同他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军一样。
然而蒋委员长和火烧长沙的具体执行者都错误的选择了日子，实际上中日长沙会战始于1939年9月14日，距离11月13日“文夕大火”相隔10个多月！
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蒋委员长对攻占武汉以后的日军实力和动向做出了错误判断。
蒋委员长认为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会急于打通粤汉铁路线，很快就会对武汉发起攻击。
实际情况却是，蒋委员长过高的估计了日军实力，同时也误判了日军的进攻方向。
尽管毛主席早在武汉会战之前就对武汉陷落以后的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主席在1938年5月的报告里便指出：
在日本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日本只有那么多力量，相持阶段有条件的到来了！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的情况，完全和毛主席的预见吻合，尽管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1月9日把部队推进到了长沙北门的岳阳，但是在此后十多个月里，日军没有再向长沙方面推进。
然而，蒋委员长并没有依据毛主席的论断来判断形势。
蒋委员长于1938年10月29日在原长沙湖南省主席何健的蓉园公馆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军事委员副委员长冯玉祥、总参谋长何应钦、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原南京卫戍司令唐智生，以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会上，在听完陈诚的军事态势分析和防务方案后，蒋委员长突然开始讲话，对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劈头问道：“文白，日本人来了，你们长沙准备怎么办？”
问题来得十分突然，张治中不由得愣住了，他揣摩蒋委员长多半是在考较他如何阻击日军对长沙的进攻！
整理了一下思路后，张治中便答道：“我推断日军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我们可以凭借工事进行顽强抵抗。”
蒋委员长语气咄咄的问道：“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日军的进犯吗？你认为省府可以长期坚守吗？”
张治中神情坚毅的答道：“是的，委座！作为湖南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决不躲避责任，决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三千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
这时，作为湖南老乡的唐生智，觉得张治中这番话和他当时在南京的誓言同样鼓舞人心，当即便接上去说：
“文白兄是我们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坚决保卫湖南，三千万民众听到一定十分振奋，愿意誓死保卫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