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来珠海吧，我现在就在珠海。”
从广州到珠海，城际列车只需一个多小时。当绍吴拖着他那硕大的26寸行李箱走出珠海站时，烈日当空直下，正午明黄色的阳光令他不得不眯起眼，人头攒动，耳边传来各种各样的口音，有粤语，有东北话，有撇脚的普通话……绍吴随着人流前进几步，手臂忽然被抓住。
“看什么呢。”是陈一茫。两年不见，他的普通话已经很标准了。
“……你怎么，”绍吴愣愣地看着他，“怎么这么瘦了？”
陈一茫穿件肥大的白色T恤，下.身牛仔热裤，露出纤长的四肢。他形销骨立地站在那儿，肤色比以前深了几分。
有点像农田里扎的稻草人。
“干我们这行有不瘦的么，”陈一茫也打量绍吴，“你是几月份到的广州？”
“六月底。”
“啧，”他说，“怎么晒不黑的。”
两人就近在珠海站旁边的地下商城吃午饭，天气热得绍吴没什么胃口，只点一碗鲜虾云吞，陈一茫则干脆不吃，点了杯港式冻奶茶——这时候奶茶还没火遍大江南北，好像大家也不觉得它的热量有多么高。
等待上菜的间隙，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时间都说不出话。
这两年时间，发生了太多事。
直到服务生把陈一茫的奶茶送上来，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仿佛才有了对话的勇气：“怎么突然就告诉他们了呢？”
绍吴说：“瞒不下去了。”
“你干了什么？”
“我把我们校长举报了，这个校长就是之前……之前高中的时候，欺负他的那个男生的姑父。”
“……”陈一茫沉默几秒，“你还真是一个都不放过啊。”
“不是，”绍吴解释，“当时就是因为那个男生的姑父在我们学校当官，所以班主任才把他调到最后一排坐‘专座’，所以他爸才去学校和班主任吵架，然后他和他爸大吵一架，他爸一生气就……去汶川了。”
当川渝人提起“汶川”两个字，后面的话，便不必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