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那两地怎么展开警务合作，香港水警和香港海关前天夜里在码头缴获的那一箱赃款又算什么？”
“怎么说呢，那是在现场缴获的。”
这件事真不太好解释，韩博捋捋思路，汇报道：“余绍东现在涉嫌违反入境法规，涉嫌走私。入境处理论上可以介入，关键他回香港跟回家一样，没走小区正门，翻墙进来的，虽然违法，但问题不是很严重，最多找他问问话。
他在香港暂时没违反其它法律，警务处既不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也不能动他的财产。所以想控制住钱，只有海关出面。”
“这不就行了，又不是没证据，裁判法院凭什么不给海关签发搜查令？”
“问题是香港海关前段时间因为配合内地海关办案被嫌犯告上法庭。”
“嫌犯告海关！”
“一个姓的秦香港商人涉嫌走私，香港海关应深正海关请求，申请搜查令搜查他旗下多家公司的办公室，缴获大批文件移交给内地执法部门，同时查扣一批藏在屯门内河码头待运的货物。姓秦的嫌犯申请高等法院覆核，指责海关做法违宪，不当将文件转交内地海关，要香港海关赔偿损失400亿。
香港高院裁定海关申请的16张搜查令有13张无效，海关要交回检获的资料，包括已转交给我们内地执法部门的资料。法官同时认为这个案子是司法覆核申请，法庭不会处理赔偿问题，鉴于申请人的索偿金额庞大，要求姓秦的呈交申索书，再安排时间以民事索偿的程序处理。”
香港法律到底保护好人还是坏人，吴副厅长觉得难以置信。
不过香港海关也不是那么好惹的，韩博挠挠头，接着道：“香港海关已就司法覆核败诉提出上诉，另外这个嫌犯不仅涉嫌走私，还涉嫌洗钱，这个官司有得打。现在的问题是影响在这儿，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判例相当于法律。我们这个案跟那个案子性质差不多，裁判官应该在犹豫。”
“警务处呢，警务处能不能发挥点作用？”
“警务处也遇到一件事，影响很大，跟廉政公署搞得很僵。现在非常谨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符合相关法律程序，生怕被廉署逮着把柄。”
香港司法部门怎么这么乱，吴副厅长疑惑地问：“又关廉政公署什么事？”
“警廉不和，警廉冲突，在香港是一个公开秘密，几乎尽人皆知。1977年的时候因为抓涉嫌贪污的警察，香港警察罢-工，甚至冲进廉署捣乱，把廉政公署的招牌都砸了。后来‘既往不咎’，特赦了一批警察。”
韩博摸摸嘴角，继续说：“几十年过去了，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警察大多退役。后来加入警队的新一代，对廉署没有那种‘切齿之痛’。而且，廉署推行廉政卓有成效，得到香港市民拥护，警队也算心服口服，以崭新的形象接受市民检验。
廉署管反贪，警队管治安，从职能上讲，确实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过以前那种集团腐败的情况虽然少了，但警队腐败依然是廉署监控的重点对象。警队也是要面子的，有时候，廉署沟通不充分或过于高调、下手太重，常把警队搞得很尴尬。
今年5月，廉署在一家酒店以涉嫌包庇****为由，高调拒捕在香港警队享有‘明日之星’之称的高级警司陈锦华。并在没有提前知会警务处的前提下，大规模约谈涉案警员，引发70年代警廉冲突以来警队对廉署最大的反弹。”
廉政公署跟警务处不对眼，以为是传说，原来是真的。
吴副厅长禁不住问：“后来呢，那个高级警司到底有没有问题？”
“廉署的证据好像不太充分，警队公开批评廉署的办案手法，指责廉署对这个案子过分张扬，意在‘抹黑警队’。廉署针锋相对发表公开声明，认为他们的所有调查都是根据有关的贪污举报而采取的，拘捕行动也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双方互相指责，正在打口水仗。”
吴副厅长算明白了，海关和警务处都想帮忙，毕竟打击跨境犯罪需要合作。
现在的问题是两地法律不一样，海关怕法院，怕帮忙最后帮出麻烦。警队正跟廉政公署闹矛盾，做事更要谨慎，生怕被对方再揪住小尾巴。
特区政府组成部门设置有问题，要是设个政法委，由政法委领导协调协调不就行了，不过这只能想想而已。
吴副厅长深吸口气，低声问：“小韩，现在怎么办？”
“我的意见是绝不能允许余绍东把赃款兑换成港币，我们分量不够，我们的意见他们不一定能听进去。领导分量够，领导的话他们要掂量掂量，实在不行紧急上报，请求部领导出面施压。”
“这么一来就搞大啦。”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不能冒险，更冒不起这个险。”
那是7000多万，相当于凤仪县两年的财政收入，这不是一件小事。
吴副厅长权衡了一番，起身道：“小韩，这件事我们能自己解决最好自己解决。要不这样，我先向张厅长汇报这个情况，请张厅长做好紧急上报的准备，你盯着钱，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搜查令说不定能申请下来呢，总之，看情况，随机应变。”
“这样也好。”
“我手机保持畅通，我不睡了，就坐这儿等你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