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方福前
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
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的发展变化与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是有相关性的。在我看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加以理论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不能回避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办法回避西方经济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中，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过程中，西方经济学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下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下西方经济学，这可能对我们这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是有帮助的。我先讲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
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约30年，中国的经济学等于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点不会有多少争议。我记得恢复高考以后，1978年2月，我们跨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我们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课程只有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是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其他的经济学课程，例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内容基本上都是按苏联范式写的。所以，改革开放前约30年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基本上与西方经济学没什么关系。据我所知，那时候在中国的高校中只有少数几所高校能够开设少量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当时叫作资产阶级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前辈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讲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等。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1.第一个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
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西方经济学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决策。随着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我们引进的不仅是外国的资本、外国的技术、外国的机器设备，同时也引进了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就包括西方经济学。
这个阶段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庸俗经济学，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讲授的。我是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我们那时候在大学念书也好，在研究生阶段念书也好，授课教师讲授西方经济学时主要就是批判西方经济学。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主要是在武汉大学修读的，读研期间还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选修过一些研究生课程，总的感觉是这些学校的教师对西方经济学很有研究，讲课的风格不一样，但是他们讲课的基本模式是一边讲授西方经济学（及其流派）一边批判西方经济学，这种讲课模式当时叫作“述评结合”。全国学术界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整体上是错误的、庸俗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只有个别概念和个别方法可以借鉴。高鸿业先生在评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经济学》教科书时写道：“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中译本序言中，我们已经表明对该书所应持有的态度。我们认为，虽然在个别概念、个别论点和个别方法上，该书有其可取之处，但就其所宣扬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而言，该书代表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基本上没有科学价值。”陈岱孙先生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谈道：“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另一位学者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在我们有目的地研究和学习的同时，更要求我们旗帜鲜明地对它的阶级实质、庸俗观点和辩护性质从总体上、从本质上进行批判。”“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批判，另一方面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决不能粗暴地乱批硬批，扣大帽子，简单生硬，要有分析地和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时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评价就是这样的。
2.第二个阶段，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个阶段的背景主要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事件，这预示着我国经济体制将面临重大变革，我们将废除过去几十年所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在这个新体制下，经济的运行机制将是“计划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