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血的二重奏
“你！”
“你！”
我和粹民不约而同地叫起来。随即，一只壮健的手紧紧地握住我，使劲地摇撼。他那满渗着汗水的军便服，也因而微沁出酸味。但在我，这仿佛是一剂“嗅盐”，只令人感到刺激和轻快。
“走！到家谈去。”我用另一只手拍拍他的肩。
“方便吗？”
“你还没有改掉你这句口头禅？”我笑道，“公家眷舍不够分配，我住在外面，方便得很。”
好朋友久别重逢，何况又是如此偶然，满怀说不尽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因此，坐在公共汽车一角，我们只是默默地相看着。好半晌，我说：
“你黑多了。”
“是吗？”他下意识地摸摸脸，“大概是叫海风吹的。”
“你现在哪儿？”
“我在外岛。”
“外岛？金门？”
“不，大陈。”
下了车到我家只有一箭之路，边走边谈，他开始问起我的妻。
“则华姊身体还好？”
“还好。她也常提到你呢。”
“该有孩子了吧？几个？”
“惭愧！还是劳而无功。”
“也好。”他毫不思索地接下去说，“少一点牵累。”
我很奇怪他的见解，因为他一直是主张一个美满的家庭重于一切的，所以对于对象的选择异常严格，以致迟迟未婚。而且他也曾竭力鼓吹“孩子为家庭中心论”，那么，何有牵累之言？我又想到：他是不是依旧独身？或者结了婚而并不理想，乃以孩子为牵累？
但我这时来不及去问他，因为已走到了家。推开竹篱，我高声叫唤：
“则华……”
“不要叫！”他打断我的声音，“她在哪里？”
“大概在做饭。”我指着右面的厨房说。
“等我来吓她一跳。”
他还是那样淘气，蹑手蹑脚地躲到厨房的窗户下面，敲敲板壁，然后猛一探头。
“谁？”妻子大声地喊着，“啊——是你！”她扔下锅铲，奔了出来。
“想不到是我吧？”
“真是想不到！你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来的台湾？怎么不给我们写信？来，里面坐。”
这一连串的问句，使他无从置答，只是微笑着跟我们进了屋。妻看见他那为汗水渗透的衣服，劝他先洗个澡。
“方便吗？”他问。
“不方便。”妻故意这样说。
“哈——”粹民爽朗地笑了，满嘴雪白整齐的牙，衬托着那张黝黑的脸，极容易地使人联想到一种牙膏的商标。
为了款待粹民，妻破例买了两瓶酒，但一瓶都没有喝完，因为粹民已不复从前那样宏量，而且忙着谈话，顾不得喝酒。我们谈到五年前在海口分手时的那种悲凉的心情，谈到大陈的激昂的士气和艰苦的奋斗，谈到他的生活和近况，他还告诉我刚受完一种专门的军事训练正在候船回大陈。
吃完午饭，他要出去，妻则竭力劝他在家休息，粹民说了许多理由，都不能改变妻的主张，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老实告诉她，有一个不能不践的约会。
“朋友的约会？”
“嗯。”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粹民迟疑了一会儿说：
“女朋友。不过，”他加以补充，“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这才叫作贼心虚。管你是哪种女朋友，反正晚上等你回来吃饭……噢，”妻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你那位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女朋友带来，成不成？”
“没有什么不成。不过，方——”他突然省悟，把那句口头禅缩了回去，“不过，不必费事弄什么菜，就准备点儿——不，我不知道她爱吃什么——回见，回见！”
那种似乎欲盖弥彰的语气，更引起妻的兴奋，整个下午，她絮絮不断地猜想着他们的关系，以及“她”的身份和品貌。这也难怪，妻和粹民是从小的邻居，也是不同班的同学，她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又是最好的同事，两代的交谊，她应该具有这一份深切的关怀，何况太太们对别人的恋爱和婚姻，又一向是特别感兴趣的。但我总觉得妻的兴奋，还缺乏具体事实的支持，未免太早了些。尤其是当我想到“牵累”那句话时，更不敢像妻那样乐观，这些只是我心里的感想，并没有说出来，怕扫了妻的兴。
傍晚，粹民果然带着他的女朋友来了，一进门就叫道：
“则华姊，我来替你引见——郭秀梅，小学教员。”
然后又给我介绍。郭秀梅大大方方地向我们鞠躬、握手。
“欢迎，欢迎！”妻说着便执住她的手，细细端详，真像一个大姊姊在品量她的新弟妹。不但看得郭秀梅怪窘的，连粹民也忸怩不安。
“好了，好了。”我向妻说，“以后看的日子长着呢。”
“你看你，粹民都没有讲话，你急什么？”
我们俩这一打趣，郭秀梅更不好意思。朝粹民看了一眼，他便来解围：
“算了，别弄得她以后不敢再来。您请回厨房去吧。”
妻打个招呼，笑着走了。我则少不得找些话来寒暄。一面谈一面观察，她并不算美，只是那种沉着娴静的风度，颇令人欣赏。说话不多，但措辞用字，非常恰当，说的是从注音符号中学会的国语，语尾显示她是一个江苏人。
然后我来观察他们的关系。对于他们认识的经过，我毫无所知，自然也不便在这时探问。可是有许多微妙的动作和对话，耐人寻思，譬如在饭桌上——“她爱吃这个。”粹民把一碟冬菇白菜换到她面前。
“你怎么一点儿也不客气。”郭秀梅把那碟菜又换回到我面前。
每遇到这种情形，妻便向我做一个眼色，郭秀梅也向粹民做一个眼色。但不知是粹民觉得根本无所谓呢，还是不解其意，依然我行我素，郭秀梅索性不再理会，免得更让我们好笑。
一顿饭下来，她和妻已成了稔友，偏是粹民赶着要送她回去。及至他再回来时，妻已经在院子里摆上藤椅，摆好了茶在等他。
“你说，郭秀梅怎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女朋友？”妻抓住他那句话问。
“我不知道在你的想象中应该是哪种女朋友。”
“那得问你自己啰。”
“你以为是所谓‘爱人’？”
“难道不是？”
“倒并非不是——啊，不必谈了，总之，你们对这些名词的解释，跟我不同。”
“为什么不谈？”妻停顿了一下，接下去说，“你别不好意思，她对你很不坏，你要不便对她说，我替你去说。”
“说什么？”粹民傻里傻气地问。
“你！”妻恨恨地说，“太可恶了，到这时候你还跟我装蒜！”
粹民和她就这样一来一往“打太极拳”，始终也没有谈到一块。夜凉人倦，妻先去睡了。粹民洗完澡，重又出来，精神十足地向我说：
“温温谈通宵的滋味吧？”
“不，你累了。”我说。
“我不累。”他摇摇头，“我真想跟你痛痛快快地谈一谈。”
“那为什么五年不给我们写信呢？我打听了好久，打听不出你在什么地方。”
“这实在叫我难说。”他感叹地说，“人的感情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给你写了多少信，总觉得词不达意，只好撕掉，心里在说：‘过几天再说吧！’就这样越到后来越难写。我没有别的不安，就是这件事，老是牵肠挂肚，一想起来就着急。”
“也是，世界上真有难以解释的事。我也有过你这种经验。”
“可见得你确是唯一了解我的！”他将双手放在我膝上，激动而又欣慰。“则华姊，”他顿了一下说，“她不像你。也许是由于性别和环境的不同。”
“你是说她一个劲儿劝你结婚？在我看来，那倒是很正常的。”我说。
“你的意思是，我不正常？”
“除非你有特殊的理由去解释。”
“要什么特殊理由？‘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这是个驳不倒的理由。”我故意这样说。
他不响。背着暗淡的灯光，我看不见他的脸色，可是我猜想他对我近乎讽刺的话，或许会不快，因有歉然之感。于是，我用另一角度来跟他谈这问题：
“你不能只顾你自己，你替郭秀梅想过没有？她不见得像你这样不想结婚，那么，感情越深，岂不是矛盾越大？”
“对了，这才是要害所在！”他点上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火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发亮，微微察看得出他那惶惑的脸色。
这是个难以忍耐的沉默，可是我想不出应该说些什么话。忽然，一点火头越过我的头顶，远远地落到竹篱外面，那是他使劲扔掉了烟蒂。
“对！”他的声音低慢而沉着，“我该替秀梅着想。”
我品味了一会儿他的语气，答道：
“你这句话在则华和我听来，可能是两种正好相反的意思。”
“不管你们怎么样想，我都感觉安慰。好了，不必再谈这个问题。”他又点上支烟，然后很快地接下去说，“此时此地，我们要了解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犯不上为这事去破费工夫。”
这话使我生出莫名其妙的反感。但是知友远道而来，又当如此良夜，我应该让他保有恬静的心境去寻求好梦，因此放弃要和他争辩的意愿，只谈些有趣的身边琐事，然后分别归寝。
第二天上午，他出去了一趟，旋即回来，说是下午有便船，必须得走，而且还有许多事要办，不及与秀梅作别，便写下她的地址给我，要我代为致意。想不到才逢又别，如此匆促，但也无法多留。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
“你还应该振作一点，我们不都有过一番抱负吗？‘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创造我不敢说，考验我相信一定经得起，希望你多鼓励我！”
“不，考验与创造是一回事。”我说，“通过考验，就是创造。”
他很注意地听我的话，又偏着头想了想，倏然露出欣慰的神色：
“你确是比我想得远！‘通过考验，就是创造’，好，这话对我的启示很大。”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粹民那种好学深思、谦虚诚挚的性格，表现无遗。一种由惭愧、敬佩、骄傲混合起来的感觉，充塞了我每一个感官，每一根神经，而终于化作茫然！眼看他的背影消失，仿佛失落了一件心爱的东西，但又想不起那是什么东西。
从此，我在空闲的时候，有了一个很好的消遣，那就是跟粹民通信。秀梅也常来我家做客，渐渐地，她和妻已至熟不拘礼的地步，而对我，则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客气。每次她来，妻总要问她收到了粹民的信没有？多半说有，或说没有。问她信里说些什么，则总是以一笑作答，想来该是我们问得多余。或许妻私下问过她，她也会向妻一个人公开她的“情书”的内容，但我既不问，妻也没有告诉过我。至于粹民每次给我的信，我都拿给她看，她看得仔细。
第二次看到粹民是在半年之后，他到台北来休假。事先已经接到他的信，因此妻早就约好了秀梅在我家等。非常奇怪地，当他们相见时，粹民有一些不自然的表情，但很快地便恢复常态。然后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晚饭，饭后，粹民非常技巧地怂恿妻和秀梅去看电影，而留下我伴他一起。
“我猜你有话跟我讲，是不是？”踱到比较清静的马路上，我这样问他。
“我要告诉你，我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的声音中有无法掩饰的兴奋，“我决定向秀梅求婚！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我乐意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地回答。
“不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是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客观意见。譬如说，我做了相反的决定……”
“那就是说坚持你原来的想法？”
“对了。”
“很坦白地说，”我吃力地说出了一句，“我也赞成！”
“为什么？”他的声音像是老师对小学生。
“我觉得你结婚有结婚的理由，不想结婚有不想结婚的理由。我相信你的任何一种决定都不是一时的冲动，因此，你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
“你这样一说，我的决定才是最后的决定。我告诉你我做这一决定的理由。”他顿了一下说，“这几年我对军人唯一的哲学——爱与死这两个字，自信研究得相当透彻，可是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过去还懂得不够完全。人生即是爱，‘爱他’自不待言，但并不是爱的全部，能够被爱，能够接受‘他爱’，才是完美的人生。因此，我应该接受秀梅的爱，做结婚的打算！”
“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不过……”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说下去，“你对你婚后的生活环境，以及秀梅的一切，都考虑过了吗？”我怕他听不懂我的意思，用更率直的语气重复：“简单地说，你是不是认为秀梅全心全意地在爱你？而且必须要结婚？”
“那没有问题！”他很轻松地说，“从上次回去以后，我就有意疏远，很少写信给她，可是她还是照常写信给我，而且常寄给我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都是她自己做的，内衣、布鞋、毛衣……可见得她对我的爱和信心毫未动摇。至于你说的第二点，那不是我单方面所能回答的……”
以下他再说些什么，我未听清。因为前一段话在我内心激起极大的波澜！为什么秀梅绝少收到粹民的信而常常说有？这一点可以有很多的解释，而归结起来，莫不是她性格深沉的表现。显然粹民并不知道她撒这种谎的经过，那么对秀梅之了解，或许我比粹民更深！
“你看如何？”
“什么？”我愕然不知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