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的喜剧
席面终于散了。客人们的名牌手表上面，差不多都指着同一时间：九点四十分。
“各位贵宾！”酒女出身的女主人，还忘不掉以前职业上的习惯，拍出两下清脆的掌声，然后宣布，“请间壁坐吧，咖啡在那里预备好了。”
于是客人们开始转移阵地，领头的一个矮胖子走到门口，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啊，曾薇小姐请！”
被叫作曾薇的那个很矜持的年轻女人，正在抽空整妆，一听这话，把k金的粉盒，叭哒一声关上，慢慢站了起来，长眉一掀，扫视了一遍所有的客人，浮起一脸倩笑：
“别客气，各位请！”
“不，”胖子固执地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编者注）！”
曾薇是唯一的女宾，她有带领这群醉汉进行新的节目的义务，便不再客气了。回眸一笑，挽着女主人，进入客厅，就在近门第一张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经过一阵小小的纷扰，客人们都安顿下来。女主人忙着周旋宾客，丢下曾薇孤零零地坐在门口。她微微失悔，不该把自己摆在隐僻的角落，应该占据中间的沙发，才能造成众星拱月的局面。现在，局势已定，倒不便移樽就教了。
一巡咖啡过后，有人大声建议：
“来点什么余兴？”
另一个接口问说：
“今天没有‘电影’？”
此话一出，立刻便有好几双眼睛来看曾薇，她装作不懂，不做任何反应。
“‘电影’是没有，”男主人杨学智回答，“有一卷日本来的录音带，哪位有兴趣，我可以连录音机一起出借，带回去放给太太听。”
懂得那“录音带”是什么玩意儿的人，都笑了。另有一些茫然不解的，赶紧去问别人，解答的声音，隐约可闻。这使曾薇不得不摆出淑女的姿态，站起来换个地方去坐，表示要避开那些不入耳的下流话。
她这一个举动，让杨学智发觉了，便提出警告说：
“有女客在座，各位说话小心一点。”
这个警告，立刻收到效果，人声静了下来。原先提议来点余兴的人，催促着说：
“没有什么花样，我可要告辞了。”
“有，有，怎么没有！”杨学智赶紧拦着，“已经在摆桌子了，老规矩，先凑一桌麻将，余下来的show hand（扑克游戏的一种——编者注）。”
报名打麻将的，很快满了额，但show hand似乎凑不成局，只有三个人感兴趣。主人踌躇了一会儿，提出新的办法：
“你们也改麻将好不好？”
“就是麻将，也是三缺一。”
“那不是？”杨学智指着曾薇，同时向她眨一眨眼。
她懂得那眼色，也有跃跃欲试之意，但她更懂得“钓鱼”要有耐心，不可操切行事，赢了固然最好，输了让主人来结算筹码，那会让人看低了身份，因此歉意地表示：“不想打。”
“大家聊聊天不也是很好？”说这话的是个瘦长的中年人，曾薇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她记得杨学智介绍过，姓余，是什么厂的总工程师，席面上向她举杯次数最多的一个。
“对了，最近我听到一个笑话……”
有人响应他的话，说了一件很精彩的政坛秘闻。清谈之局，就这样形成了。在烟氛与咖啡热气所混成的香味中，这班脑满肠肥的家伙，在酒食征逐以外，领略到另一种比较高雅的趣味。
曾薇装得很娴静地听他们谈话，偶尔也附和一两句，但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观察”。姓余的不大讲话，衔着烟斗，踱来踱去，这使她想起两句不知从哪里看来的诗：
吸板烟的鱼
散步的鱼
真的，如果说那些步履蹒跚的人是螃蟹，那么飘忽悠闲的他，就是一条鱼了。
鱼！这一条鱼给了她太多的灵感。
“鱼”第二次游到曾薇身边时，她抓住机会说：
“余先生还坐一会儿？”
他不置可否，却提出反问：
“曾小姐呢？”
“我想该走了。”
“曾小姐府上住哪里？”
“我住在旅馆里。”
“噢，我说错了。”他微笑道，“曾小姐是香港来的。住哪家旅馆？”
“怎么？”曾薇一步不放松，“准备送我回去？”
余先生似乎没有料到她有这句话，一抬眼，盯住她说：
“现在就走？”
“余先生要有兴趣，不妨再坐一坐。”她把话又宕了开去。
“不，不！”他马上站了起来，“我送你回去以后再来，也是一样。”
这时，做主人的眼尖，已经赶了过来，问说：
“曾小姐要走了？”
“是的，我请余先生送我回去。”
“好极了！”杨学智拍拍余先生的肩说，“这趟差使没有比你再适合的人选。”
男女主人送出大门，上了余先生的车子——一辆曾薇在香港看惯了的英国车。余先生自己驾驶，滑出幽静的弄堂，转出横路，就来到了这灯火璀璨的大街。
“台北的市面，比我想象中要热闹得多。”曾薇说。
“到底不如香港。”余先生说，“香港一切玩的节目，这时正刚开始。”
“台北也有消夜的地方吗？”
知趣的“鱼”立刻接下来说：
“有一两处地方还可以坐坐。有没有观光的兴趣？”
“不啰！”曾薇在毫无理由地拒绝以后，却拖了一个尾巴，“改天总有机会的。”
“那么，是回旅馆吗？你还没有告诉我地方。”
“我也在奇怪，”曾薇说，“你不问问我住在什么地方，要把车子开到哪里去？”
彼此觉得有些好笑。然后曾薇把旅馆的名字和房间的号数都告诉了余先生。
一路无话，但各人都有些事可想。车子到了旅馆，曾薇不忙着下车，问说：
“余先生能给我一张名片吗？”她是想知道这条“鱼”的身价。
“当然。”他毫不迟疑地伸手到口袋里，但忽又翻然变计，“啊呀，正好忘了带名片，我把我的名字地址写给你吧！”说着又假意摸索了一会儿，问道：“你带了笔没有？如果没有带，我到里面写给你。”
曾薇皮包里有支眉笔，可是她的回答是：
“没有！”
彼此都多少看出对方的用意，但谁也不肯拆穿。下车到了曾薇的房间，余先生写出他的名字“余善德”，又写下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曾薇很仔细地看了一遍，把那张纸折了起来，放在皮包里，问：
“打电话到你府上，方便吗？”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余善德这样回答。
“那有什么不好懂。”曾薇调皮地笑着，“我怕电话接到你太太手里，我倒无所谓，你可不得了啦！”
余善德不做任何分辩，故意逗着她说：
“就算我有太太，我们就不能做朋友吗？”
“话是不错，但是跟我做朋友，是需要勇气的。”
“如果你是指对我太太而言，我正好有这种勇气。”
“我不相信。”
“那只好等事实来证明了。”
“余先生！”曾薇说，“请你转过身去，好吧！”
余善德不知她要干什么，依言转过身去，脸朝房门坐着，听见背后有开衣橱的声音，然后是窸窸窣窣换衣服的声音。
“好了！”
余善德重新转过身来，曾薇还在扣领子上的纽扣，两条纤浓适度的手臂，配着浑圆的肩头，构成人像摄影家梦寐以求的曲线。那一袭家常穿着的素色旗袍和平底的便鞋，也像是撤除藩篱的标记，让人更觉得这间屋子恬适可爱。
然而余善德却已惯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对她，直接的试探已经够多了，而对整个背景却茫无所知。这可能是很危险的事，他想。
于是，他毅然起身告辞。
她没有再留他——她知道，那是最不聪明的一着。最使她失望的是，他临走时并没有留下什么话。
“一定是装傻！”她想他怎么会不懂她换了衣服，是准备长谈的表示呢？
出了旅馆，余善德开车回到原处。
聊天的客人早已散去，牌局还在继续。杨学智补充了中途告退的一角，正在连庄。等下了庄，余善德向他做个眼色，他知道有话要谈，把牌让给他的“小公馆”打，邀了余善德到客厅里来。
“我想打听打听曾薇。”余善德开门见山地说。
“难得动了凡心。”杨学智笑道，“君子成人之美，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其实杨学智所了解的也不多。据说曾薇是香港的歌星，到台湾来的目的是想投奔一个在香港眷恋过她的大户。哪知事与愿违，在她来到台北的前两天，大户出了事被司法机关扣办了，吓得她不敢轻易露面，怕在舆论上加重那大户的罪戾。杨学智是大户的朋友，在香港时见过曾薇，由于这一点香火因缘，他今天请客，就顺便找她来玩。过几天预备买张飞机票，把进退维谷的她送回香港。
说完了这些，杨学智笑嘻嘻地又加上一句：
“看来这一张飞机票，用不着我来买了。”
余善德觉得收获已经很丰富，本不想再说下去，但想到将来需要杨学智合作的地方很多，便说：
“学智兄，你是知道我的‘操守’的……”
“是啊。”杨学智插嘴说，“所以我说你‘难得动了凡心’呢。”
“我不否认我对曾薇有好感，其中有个特殊的原因现在也不必多说。我现在要跟你来个君子协定，我有什么发展，随时告诉你。你也得尽量替我帮忙。”
“好，”杨学智很高兴地说，“一言为定。你说吧，要我怎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