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虽然姜副团长在职务上比付副局长矮一级，但他们军衔和兵龄却是旗鼓相当。在特卫局，很大程度上而言，也并不是谁军衔高职务高谁就拥有绝对的权威，兵龄也是衡量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准。比如说，六级士官，属于士官级别中的最高级，但仍然属于士兵范畴。而这种级别的士兵，就算是正团职干部，也会对其礼让三分。这就是兵龄的优势。而姜副团长和付副局长只是职务不同，军衔和兵龄相当，因此姜副团长和付副局长顶牛翻脸，虽然违反了纪律，却没有违反客观规律。
周副团长不失时机地推开姜副团长办公室，走了进去。
沈副团长则驱散开围观的众人，然后跟进去。我在距离办公室二十多米处徘徊不定，瞧着姜副团长办公室，我心里不停地敲着鼓。
大约又过了三四分钟的样子，姜副团长办公室的门被拉开，付副局长从前面走了出来。姜副团长和周副团长跟在后面，周副团长说，付局长您慢走。姜副团长陪笑说，付局长我向您检讨，刚才我态度不好，我承认错误，你批评我骂我吧……
但付副局长并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皱紧眉头朝东门走去。
付副局长发现了我在一旁注视，稍微缓和了一下步子，随即一声轻轻叹息，继续加快了脚步。
我从他这一声叹息当中，读出了无奈，读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结果。
几位副团长纷纷追迎上来，转眼之间就到了付副局长的座驾前。姜副团长亲自上前打开车门，但付副局长却迂回到车子的另一侧，上了车。
很显然，付、姜二人已经因为我的事积了怨。至少，姜副团长没给付副局长这个面子。其实我觉得，姜副团长今天敢跟付副局长翻脸，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裁员名单上跟上级对质，也并不违背原则。至少姜副团长可以给付副局长安一个‘干涉内政’的罪名，甚至可以把付副局长丑化成要为某名同志开小灶，搞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当然，付副局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见姜副团长不给自己台阶下，于是自己找了个台阶，将姜副团长安排我接兵的事情抖擞了出来，将了姜副团长一军，才让他平息了以下犯上的冲动。
但我心里马上画出了一个严峻的疑问：是谁在付副局长面前，奏了姜副团长这一本？
这当中，必定还有不少特殊的内容。
但此时此刻，事情的真相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姜副团长安排我在裁员之列，但付副局长却尝试给姜副团长施加压力，从而挽留住我。但是事与愿违，他没想到姜副团长竟敢不买他的账，甚至是跟他翻了脸。
难不成，我的命运真的已经无法改变，真的要成为这次特卫团响应裁军号召的牺牲品？
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
姜副团长借着‘裁军裁员’这股东风，将我送上了断头台，让我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地。我和其他被裁人员一样，收拾好了行李，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一声命令，只待返乡的车票。
团领导没再跟我们谈话，我们的离去，也已经变得顺理成章。但即使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部队，特卫团还是打肿脸充了充门面，派遣了一辆吉普车专门负责轮送我们去火车站。而且，姜副团长还安排好了送站人员，并且在院子里打出了‘祝离队战友再创辉煌’的条幅。只是这条幅的份量，在我们心里显得相当沉重，以前团部打条幅，都是欢迎上级下来检查，或者是欢送老兵退伍。但现在，却像是在庆贺特卫团七名后进官兵离开。那鲜红的条幅，苍劲的行体字，字字扎人心扉。
这天上午，已经有两名战士，随着这辆吉普车，踏上了返乡的征程。
我穿着便装在院子里徘徊，亲眼目睹了他们离开时的苍凉。除了姜副团长安排的一个司机和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送行人员外，再无其他人出来送行。或许只有那随风招展的送别条幅，兀自地凝望着驶出的列车，发出阵阵失落的咆哮。
三年的感情，两年多的奋斗，换不回我在部队的一席之地。望着熟悉的军营，熟悉的战友，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疑问。为什么想当一个好兵，就这么难呢？
再多的留恋与感慨，也阻止不了时间的流逝。下午四点钟，当吉普车再一次停到团部的时候，意味着我军旅生涯的彻底终结。在我即将踏上吉普车的一刹那，我甚至还突然萌生出一丝的求生欲望，渴望着会像以前一样，出现奇迹。但是车窗外面静如止水，时空像是在一刻定了格。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与可笑。
团里安排给我送行的人是司机班小王，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猜测团领导安排他为我送行的动机，但是却隐约之间感觉到了小王的异样。他似乎是想跟我说些什么，却一直没有鼓起勇气来。
车子载着我们驶到东门门口，电动大门被打开的刹那，我的眼睛突然湿润了。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悲剧，三年的军旅生涯，除了亲眼目睹了残酷的勾心斗角之外，我还收获了什么？已经到了嘴边的爱情，飞走了；苦心经营的示范分队，也随着阵阵冬风吹散在岁月的长河里，变得杳无痕迹；唯一清晰的，却是我这三年之内所犯下的一桩桩罪名。如果说我与小红的相遇，是一种可以避免的孽缘，那么，我与姜天天之间，又应该是怎样一种定义？尤其是，我与曾经默默暗恋了两年多的杨丽娜，是否已经缘尽意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