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思索出来的这个结论，没有给我任何的解脱和一丝的欣慰，反使我陷入对生命的悲哀和死亡的恐怖。于是，我疯狂地阅读一切关于死亡的书。
我先是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找到了观点的支柱，可是，叔本华同样只指出生命的悲哀而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
我便阅读起佛经来，佛陀在涅槃之际劝教徒们不必悲侬，并作偈言：一切诸众生，皆随有生死。我今亦生死，而不随于有。一切造作行，我今欲弃舍。表现了佛陀对生死的豁达。（见《涅槃经》）。
陶渊明在《挽歌行》中表现得异常豁达，诗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但后人谁都知道，对生死的豁达并不意味着逃脱了死亡，摆脱了生命的悲哀。
这一点李白便深深的意识到，他作诗悲叹：“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见《拟古》）。他便去炼丹寻仙，可仍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行为罢了。
我想，我对生死决豁达不了，于是，又阅起了《金刚经》来。
《金刚经》教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其中又有一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我不知道有谁能做到这些，我不知道有谁能因此而解脱，总之，佛教传入我国不久便有个王充的人抨击。
佛教的超脱生死，不过是一种自我麻醉罢了！
那么，基督教呢？
尼采早在几个世纪前呼喊“上帝死了！”
因此，我不信任何宗教，宗教都是虚伪的，都不敢直面人生！
我要直面人生，直面生死！
我明确地告诉自己，人是要死的！
林语堂在《论难免一死》中说：“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知道自己是要死的，担忧、苦恼是庸人自扰，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更是没必要。若心安理得的承受这人人难免的一死，他便能在生死之间从容多了！
——必须明白，我们不过是尘世的旅客，谁都没有必要永久地霸占客房！否则，他便不配来这尘世的一旅，因为，他不懂尘世一旅的规则！
我更明确地告诉自己，要珍惜这难得的一旅。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然而，我不愿如此地忽略了死，死不该被忽略，还是苏轼说的好，当客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时，苏轼坦然自如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见《前赤壁赋》）。
这里的苏轼生死于他不过是必然的日子，而在这日子之前，他已经活得足够了！然而，我又不想仅仅满足于生之乐，人是否该当超出生之乐去珍惜生命而决不让生命虚度呢？我想好男儿必当活得踏踏实实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而不留悔恨地安然与死神握手。
这样，死于他有何可怕呢？我想，人生如琴，终有朽烂之日，但在朽烂之前，它弹出了乐章，无论是缠绵悱恻的抑或是激昂豪迈的，它都是值得来这尘世。余音传得越久，则更没白来一趟。而这琴，等死神向它招手的时候，它定然粲然一笑地接待死神。
某一日，我自己的事业已遂，心愿已了，生之福已享，生命我已好好珍惜过了，而死神向我招手，我会安然与死神握手。死神见到我这样，必定会诧异说：“你怎么能这样从容？”我只笑笑说：“因为我知道，你是时候来了！”死神也笑了，拉着我的手，向一个不知名的空间昂然走去，并且永不回头。
写到这里，我仰视一下人生路的尽头，对死神露出鄙夷一笑，旋即把笔一掷，赶紧地坦然地去生活了。
作于2002年11月15日，时年十九岁也。
我如今回过头来再读十多年前写的文章，依然没有解脱生命短暂带来的悲哀，每当看见春花凋零，江水东流，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心头仍然充满着悲哀，老是感叹，写诗曰“时如鞭马逐如飞，一经逝去难追回”，甚至在拥有越多东西的时候，越觉得生命的短暂太令人悲哀，因为我好不容易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想到自己岁数已大，人生光阴没有多少了，不免为之败兴。
魏晋风流人物，正是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短暂的生命，活出了精彩。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对于生命的短暂，就会少了许多悲哀，就觉得人生充满了意义。
或许，他们是对的。
生命就是要用来纵情肆意，就是要用来不受拘束，就是要用来游玩山水，就是要用来挥霍潇洒，吟唱出《酒德颂》，挥毫出《兰亭序》，泼墨出《洛神赋图》······
魏晋风采，令人神往！
我想，无论如何，生而为人，已经是很幸运的一件事；生而为人后，能够有点成就，那就更加值得；要是能如魏晋人物一般活着，胸襟如月，洒洒脱脱，山林中纵情高唱，天地间快乐行走，悲伤在心中一丝不留，这样的人生，还要去感叹生命的短暂干什么？
我想到这里，对生命的短暂，释怀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