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改革在初期曾经呈现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是经济在长期压抑后的短暂爆发，其过程不可复制。这样的好事不会天天有，历史的曲线已开始向下弯曲，中国必须咬牙挺过波谷期的阵痛。
这就是一个上了手术台的孕妇，如果你不想胎死腹中的话，那就必须经受分娩时那痛不欲生的疼痛，否则就不可能顺利产下新的生命。
当然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为此，可以根据情况，暂缓或暂停改革进程，有时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战略方向不能变。
就算是现在，虽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但只要不足以影响到改革的方向，那就只能暂时忍受。只有当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比如后世的三鹿奶粉。至于像那些豆腐渣工程、黑社会现象、保护伞等等一切都还能够暂时忍受的现象，那就没必要通过改革政治来彻底改变。最多也就是搞一个什么治理小组、治理办公室临时处理一下，在政治上，现阶段只能是先治本，只有当经济改革完成之后，政治的改革才会接踵而至。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的内在奥秘！
外界曾指责中国改革步履迟缓，犹豫不决，有时候还会走两步退一步。分析将此归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跛足难行。其实，此处倒不关政治体制事，这是从利益调整角度出发的考量。顾虑到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牺牲，顾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应，改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缓缓而行。
反过来，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
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这也是总设计师暂缓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严森听了王小明关于改革的理论之后觉得内心惊涛骇浪，如果王小明的这番理论出自中央的某位领导，那他只会心服口服。但是这样的理论却出自王小明的口中，就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严森还有些嫉妒王小明，现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钦佩。
“小明，这个星期天你有没有时间？”严森问道。
“星期天？当然有时间。”王小明道，不要说星期天，不管是哪一天，他都有时间，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天上人间混着，直到普希夫他们来了之后，他才算是轻松了下来，每天需要做的只是把主要的事情告诉他，剩下的细节就由随身带的窃听器“汇报”给普希夫就行。
“那好，这个星期天我会去北戴河，如果你有时间，不如一起去，那里可是很好的避暑胜地，远比坐在用空调制冷的地方要舒服得多。”严森说道，虽然北戴河已经逐步对外开放，但是最好的地域却还是属于中央领导人的专用区域。
“没问题。”王小明知道也许是自己的这套理论打动了他，虽然自己并不知道严森到底是中央哪位领导人的专职秘书，但是能号称国家级领导人，总共也就那么几位，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过了两天之后，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严森又致电给王小明，此时他已经人在北戴河，只能通过电话和王小明取得联系。
“明在会有车去你下榻的宾馆接你，到时你就在房间里等总台的电话就是。”严森说道。
“什么时候？”王小明道。
“上午八点。对了，到时你一个人来就是，你的那些手下就没必要再来了，这里的安全你绝对可以放心。”严森显然知道普希夫和保尔他们的存在，要知道他这次要让王小明去见的可不是一般人，那里的安全级别可是国家级的，就算王小明的保镖再好，也不可能有那里保险。
“这没问题。”王小明一愣，看来明天不但他们不能带，这段时间一直戴在身上的窃听器也得拿下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王小明房间里的桌机准时响起，王小明很快就下了楼，在酒店外面已经停着一辆甲a开头的红旗车。王小明从看到那司机第一眼就知道他绝对是个军人，虽然穿着笔挺的西装，可是身上那股军人的彪悍气质却是怎么换装也换不掉的。
那人手里有王小明的照片，在对照过照片和亲自询问过王小明的资料之后，竟然还用仪器对王小明作了全身检查，把王小明身上的钥匙、手机全部装在一个档案袋里才让王小明上车，而自从王小明上车之后，他却再也没有与王小明说过一句话，直到到达目的地，他才说了三个字，请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