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发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咱们先民早在千年之前就会网开一面，就会放走已经抓到怀孕母兽。而国外很多国家都也都限制捕鱼的规格，一定尺寸之下的鱼获必须放生，否则就是违法的。
其实并不是大家不懂可持续性的好处。但问题是，懂得不等于能做到的。你能做到，但别人做不到。到最后就是干脆大家都不做。
在真金白银的经济利益面前，很少有人能坚持某些底线。所以绝大多数可持续性发展的实例，都是在尽力过各种惨痛教训，吃到了不加节制的恶果之后。
具体到丹东也曾经发生过近海资源枯竭的情况。不加节制的乱不乱捞在几年之内就让近海“空空如也”。渔民迫于生计只能冒更大的风险进入更深的海域，甚至违法跨境捕捞。
然而，胡杨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他无力阻止的。因为这种行为的惯性太有力量。
按照外国人的文化研究，据说这是几乎所有经历过长期农耕文明的民族都会有这种问题。因为相比采集和狩猎，农耕与自然界的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
当然，这个问题要是扯下去就深了。重点是结论是，基本上不可能跳过“吃亏”的过程，而直接开始可持续性的改变。一定是要有了惨痛的教训之后才会产生改变的原动力。
研究的结果还告诉胡杨，这其中的大部分甚至没有机会走出“吃亏”的过程，而直接毁掉所有可持续的可能。所以胡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这个教训的惨烈程度，而不是阻止这些发生。
将来回丹东掌舵的人依然是项凌江，也没人更加适合。关于这些胡杨跟他稍微提过一点，而具体的细节，项凌江会和李亿峰详细商讨。
到这里为止，胡杨就算完成了国内所有工作的布置交接。在接下来等一段时间里，原则上他都不会再与国内的华夏科技进行联系。保密和避嫌的原因都有。
如果没有馒头的突然出现，接下来的胡杨会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再潜入欧洲为了接下来“大活”做准备。
但现在只能修改计划，提前去香港，也提前离开。胡杨要在行程表里加上一趟东南亚之旅。在享受过安东新酿造的几款拉格啤酒之后，胡杨他们一行四人就离开了丹东。
从沈阳乘飞机到达深圳，然后毫不停留，赶在口岸关闭的前一刻进入香港。
照惯例，他们这次依然不会与管冲或者他的下属有明面上的接触。按照一般的保密流程，他们进入提前准备好的安全屋。那里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需要的大部分东西。
除了常规的证件、现金、武器、食物和衣服之外，还有十几盘磁带和六台随身听，以及整整一箱的电池。
磁带的内容就是泰语，马来语和印尼语的教学音频。胡杨要求他们俩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这些磁带中内容。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两人除了每天保证五六个小时的睡眠之外，就全部在听这些磁带。
这也是为什么给他们准备六台随身体的原因。这么连轴转，一台设备恐怕不用两天就要出问题。三台轮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唯一需要稍微关注的就是对听力的影响。
两人努力学习的同时，胡杨也没有闲着。他和戚扬在安全内另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努力的进行着锻炼。
胡杨这两年对于身体的锻炼和保养一直都进行的不错。毕竟以前的底子稍微差了点，所以这两年下来，虽然比一般人是能稍微强点，但和真正的专业人士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而戚扬就是这么一个专业人士。
以武力值而言，胡杨和戚扬单挑得胜的概率不超过一成。如果是生死相搏，那最多三成，而且还需要充足的准备。当然，这是指徒手的前提下。
几天的时间，练习套路肯定是不够的。胡杨和戚扬学的都是一招制敌的杀招。
这技术都是为了特定限制条件而开发的技术。比如单手或者双手被钳制，比如双脚被固定，比如被从背后锁住，双手背在身后捆住等等。
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这些技术即便是在部队的训练中，也逐渐的被取消。究其原因就是在对练中会有受伤的风险。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实弹类的训练，有潜在危险的战术训练都被逐渐取消了。
胡杨和戚扬大约算是同行，但专业的方向上有明显的不同。胡杨更倾向于伪装渗透、长期潜伏，窃取情报等等，而戚扬则更侧重于作战技术。坦白说，他的伪装能力真的不怎么高明。
从上次戚扬在北欧与那位女雇佣军米莎正面遭遇之后，胡杨就知道戚扬藏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