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前政治部副主任陈正工与她谈话，告诉她就带一个熟悉附近几个县情况的老交通员去梅游县，让梅游县背嵬队的金副队长安排组建一个精干得力的小组随她行动。
她听陈副主任说这背嵬队是忠义救国军的部队，就不解地问：我们自己那么多部队，为什么偏偏选忠义救国军的人来执行呢？他们肯听命于我吗？
陈正工副主任讲：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支部队，战斗力非常强，骨干都是老兵，至于为什么打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呢，是有原因的。
去年我们在忠义救国军就有个大队，那时候对统一战线抱太高幻想，是亮明身份组建的。结果双方都在算计：军统想借刀杀人，我们这边想借鸡生蛋。
以前忠义救国军的前身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就是一支共产党部队。
当时国民党派戴笠到上海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纵队，由于上海地下党张执一、陈家康与向松坡有统战联系，经过协商，我们党得到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番号。第三大队共500多人，由任达任大队长。上级传达中央的指示说：中央估计上海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番号，组织武装。如果上海暂时失败，可以把这支武装拉到郊县，作为上海党领导的一支农村武装游击队力量。
随后任达和两个中队长见了别动纵队负责人戴笠，向他提出三点要求：(1)人员编制已配齐，公选我当大队长，总部不必再安排人进来；(2)要求给养、装备，武器弹药的分配上一视同仁，和其他大队一样；(3)队伍没有受到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只能打打游击，不能正面作战。要求下达作战命令时考虑到这一点。戴笠当场表示同意。”
陈副主任接着说：“9月中旬，队伍开到松江莘庄，领取武器，共领到步枪250支，快慢机100支，每人领到4颗手榴弹，但不发军装，只穿便服，就地训练。
但是戴笠违反诺言，任命黄埔军校毕业生任中校大队长，任达改为少校副大队长，还派了督导员，文书和庶务长，上述四人都是特务，是来监视控制第三大队的。
10月上旬，第三大队接到命令，从莘庄赶到华漕镇接防，要求第一中队越过磅北桥进入北岸阵地。任务是发现日本军队来，就把桥炸掉。第二天中午，第一中队与日本兵接火，把桥炸了。第三天，日本用橡皮艇强渡，被我部以手榴弹击退。第一次同敌人正面作战，虽无经验，但个个英勇顽强，战斗坚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直到国民党军54师来接防，才奉命撤到青浦翁浜桥整顿。在战斗中伤亡100多人。这次同敌人战斗使任达等产生了怀疑：别动队20个大队，为什么唯独第三大队马上拉去正面作战？在翁浜桥整顿期间，第三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向上级提出两点要求：(1)伤亡100多人要求补充人员。(2)特务阴谋已暴露，迅速将农村关系介绍来，以便采取应变措施。”
没想到一星期后，别动队给第三大队下达命令：‘南翔到真如以北是日本人阵地，以南是国军61师，现在你带领第三大队，在今晚12点越过61师防线，向铁路以北日寇阵地，发动正面袭击
，战斗打响后，你们即退回原住地。’
任达向支队长说：‘正面进攻伤亡必大，是否改由侧面或敌后袭击。’
支队长说：‘不成。命令不能改。’显然这是一个阴谋，任达强调住地分散，来不及集中，千方百计拖时间。最后国民党支队长答应改在拂晓行动，并说：‘你们共产党对搞袭击是有办法的。’这么大的战斗任务，不叫国民党派来的大队长指挥，而指名要共产党任达带队，显然袭击日寇是假，企图利用袭击，把共产党领导的大队置于日、蒋炮火夹攻之中消灭是真。任达召集了二、三中队的分队长和党员骨干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戴笠的阴谋。要求马上拉队伍去打游击，但四面都是日军和蒋军，队伍拉不出去，最后决定把枪埋藏起来，队伍就地解散。以分队为单位，连夜行动，分散到农村，混入难民中，进入租界，找各自的救亡协会、难民所，等待上级党组织的命令再行集中。……别动队三大队的活动全部终止。”
陈副主任讲完这个事情后说：这次事件后，别动队就指责我们的人不听号令，擅自脱离战斗，我们这边指责军统故意陷害，派他们正面送死。打了些嘴巴官司，最后也不了了之。
所以这次我们汲取了教训，虽说是国共合作，但合作中也免不了斗争，因此藏了这个暗线，一则借鸡生蛋，获得补给，二则也是一条情报暗线，可以获得军统的一些情报。
副队长是我们军分区敌工部派过去的，是党员，几个老兵是国军88师自行离队上山打鬼子的，都很可靠，下面的战士都是我们原先县大队区小队的，成分还是很纯洁。
但是我们分析后期军统会加强控制，安插人员进来的。
现在军统已经跟他们联络上了，也明确了编制番号，这样你们在经过国军正规军和忠义救国军的控制区时，就能方便行动。
而在我方控制区，你在军部待过，上下都熟悉，有你带队也没有问题。而且很重要的是，南江县地下党组织汇报说，这瓦林琴·多多诺夫只会几句中国话，几乎不能交流，但是会说英语，而我们敌工部数你英文最好，便于路途中交流沟通。
而且背嵬队队长文小山也会英语日语，副队长的英语说得也过得去，所以才安排背嵬队负责护卫的。
后记：
（1）此乃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