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惨败的消息报到中央,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半月后,朱毛红军转战到浏阳境内,向文家市发起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湘军三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军饷。随后,部队继续北上,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由毛泽东任主席。
此时,中共中央又发来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8月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敌共计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军只有十三个团的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方案。红军在城外发动进攻,企图诱敌出城。然而,长沙守敌坚持凭借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连续引诱数日,抓不到歼敌战机;部队内部情绪浮躁,要求强攻的呼声甚高。毛泽东难以说服怒发冲冠的下级军官,于是,与朱德联名发出强攻命令,部队迅速投入血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异常勇敢,拼命冲锋,却无法突破敌军阵地。在电网、壕沟、重炮、坚城、火网的重重设防下,红军仅凭肉搏冲杀,除了大量伤亡外,毫无实际成效。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强敌面前忌蛮干,单凭勇敢取胜难。兵家斗智不斗力,惟有事实胜雄辩。
激烈、残酷的城下鏖战,整整持续了十六天,红一方面军打得精疲力竭,长沙城外死尸累累。城中守敌巍然不动,援军又在纷纷赶来。形势危急,毛泽东果断叫停;召开前委会议,严肃地指出:“强攻中心城市,是一种革命急性病。和敌人死拼消耗,会葬送我们这支队伍。”在铁的事实面前,与会干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从长沙撤出,改为向吉安进军。
数日后,部队撤抵株洲。中共中央又派周以粟赶来传达命令,要红一方面军立即回头,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公开抗命,而是和周以粟通宵长谈,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周以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同意了攻打吉安的决定。
吉安位于井冈山附近,周围全在红军控制之下,是处在红色区域中的一座孤城,只能靠赣江与外界交通,城中守敌只有邓英所部两个团。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逼近吉安,城中守敌闻风丧胆;邓英率部连夜从赣江潜逃。红军兵不血刃,顺利占领了吉安城。次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的胜利解放,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城中各界百姓喜气洋洋,欢歌载道,迅速掀起了报名从军的热潮。旬日之间,红军又扩大了一万多人。随后,红一方面军分头出动,连续攻克了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县城,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至此,赣西南根据地已在二十四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辖区人口二百多万。红一方面军达到四万兵力,各县、乡、区普遍建立了赤卫队,根据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十月底,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向江西杀来。根据敌情的最新变化,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镇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委联席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冒险硬拼。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腹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予以消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会后,第一方面军迅速东渡赣江,返回根据地腹地,待机破敌。
再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调集了十万大军开进江西,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他任命鲁涤平为剿共总指挥,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寻机决战,歼灭朱毛”的战术。鲁涤平大言不惭地保证:“朱毛共匪,乌合之众耳。我堂堂国军一到,即可一鼓荡平。”鲁涤平把手下的十万人马分成三个纵队,气势汹汹地杀向赣西南地区,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一死战。然而,当他带领人马到达袁水流域后,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鲁涤平大怒,立即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连续发起进攻,但却找不到进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