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捕食和防御上种群比个体更加容易的生存下去，当一只猩猩种群进攻另一个种群的时候，几只猩猩协同攻击，分工明确。
等级的制度致使这样的侵略更加具有攻击性，团队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体力量的简单叠加的。
集体防御更是这样，就蜜蜂而言，兵种不同他们的存在意义也不一样。有的负责采集，有的负责防御，有些负责繁衍。这样有规划，有秩序的种群在大自然中生活的更加容易。不怕饿虎，怕群狼。正是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使得种群在自然界不断的延续下去。
适者生存，存在即必然，生物总是要不断适应环境，只有适应这种等级制度下的群居动物才能够在社群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可是人类是有另外的一种模式，他们超越了动物的力量，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抵抗外在环境的伤害。
更多的是内部的资源分配，人生来不平等，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曾经无数的伟人要建立天下大同的世界。
可是这并不容易，无数仁人义士为此流血牺牲，为了建立相对公平的世界，没有压迫和剥削，每个人都能有尊严的生活。
这是怎样的事情，那许多的时候都是让人感觉有些糟糕，目标还很遥远，需要不断的追求。
方天行也知道这些从来都很艰难，人们有着一个目标去追求，总比一无所有来的要好，这许多的人都是一边被生活折磨，一边又渴望光明。
光明不会自己主动到来，必须要靠每一天的争取，轻易不会到来。
方天行要让众人知道这世间的善恶美丑，人们的力量又是用来作恶，有时又是向善，世界还远远没有达到天下大同，很多时候人们靠着不公平生活。
反过来又厌恶这样的不公平，很多事情都是让人觉得有些可笑又无奈，比如说大文豪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
可是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老年之后他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
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那个时代，平民要承受繁重的劳作，就连读书识字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