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走在城中村时，方天行的表情很是凝重，好似望着被大火狠狠烧过的老房子，徐凡指着一家网吧昏暗污浊的内部，“就那个地方，早上起来有个人不动了，没气了。”
路过路边的面馆时，里面飘出一股多闻两下便要作呕的香味，老板娘从水桶捞出泡得发胀的猪肉，蹲在地上剁碎，头也不转扔进了锅里。胖厨师从来面无表情，不管你点什么，端上来的都是同一种黏糊糊的面条，4元一碗，十年来从未涨过价，徐凡说，他们管这叫“孟婆汤”。
网吧当中无法自拔的人各有各的理由。留守儿童小麦仰赖父母的歉疚，每月得到1000块的支援，只盼望成年的时刻晚一些到来。
他表达“这样生活太爽了”靠的是一连串脏话，不堪入耳的程度连网吧老板也束手无策。
在他身边，一个打工者一边盯着自己胸戴红花、光荣入伍的照片，一边唱着军歌，当他诉说完为了婚姻放弃军职却遭遇出轨的经历，抱着我的肩膀嚎啕大哭，“兄弟你不知道，我心里难受啊。当年的风流呢？哪里去了？”
徐凡的理由是无法忍受“那种眼神”。他自小父母离异，17岁出门打工后，羡慕别人举家在外、有所牵绊，而他孤独一人，四处碰壁。
“走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人家根本不正眼瞧过你，但绝望村不存在这种眼神。”徐凡说，“大家不慌不忙、悠悠闲闲，好像没人歧视我，不存在什么‘高级的人’，就好像是流浪的人好像找到家一样”。
他曾以为，绝望村的快活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半年之后，他发觉心里的某样东西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起初他们为了能去网吧上网还愿意干活，时长日久，便像报废了的汽车，再也难以发动，“还有十几块钱，算了不做了，先上网，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很多人为省下网费，一天只吃一顿饭，能卖的东西也全卖了。实在没钱，便像个原始人一样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希望碰见熟人，接济个五块十块。
徐凡见过一位残疾人，一只手拍着键盘打“地下城”，大伙都羡慕他，催他赶紧去要饭，有天赋别浪费，可那家伙连要饭的勤快劲儿都没有。
从睡上了廉价床位，罗琦也放松了脚步，姐妹们不再愿意去工作，只顾天南海北地聊天，或者干脆倒头大睡。“基本上一年四季在冬眠，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罗琦想了想，“就是，也感觉到没意义。”
徐凡已经戒烟三个月，但这会儿又蹲在路边抽上了。一个打工者趿着拖鞋从我们身边一摇一摆地经过，他跟徐凡似乎认识，但谁也没说什么。
绝望村不存在友谊这回事，6年来，徐凡甚至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行尸走肉的，没人想知道别人的名字”。
方天行不解的问他：“难道不感到害怕？不想想40岁之后怎么办？就这么消极的度过一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