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时，宜早重新换上了去年新作的，还没来得及穿的旗袍。
她拨了电话，请那位安德烈先生出来吃饭。
他来时迟了些，一下车就不停的抱歉，中文杂着英文，帽子被他摘下托抱在怀里，略卷曲的头发一下子飘扬起来，高鼻深目，碧蓝的眼镜，穿深黑的军装，肩章上还有衔位。
两人乘车去餐厅，路过外白渡桥时被日本人的关卡拦住，那些人与他们对峙到最后，对他倒是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在拿难以忍受的眼神瞧她。宜早冷冷回视过去，却让安德烈更加着迷。
不过这一面，他开始经常来找她。
有时下了班，才没有走出门，就有同事在窗外边上说，宜早，你的英国军官又来了。
宜早笑笑，是英国人的英国军官，哪里是我的。
同事等她走出去后冷嗤，笑她清高。
入秋时，黄浦江的水又涨了些，有人说，这是拿中国人的尸体垫高的。
宜早和安德烈并排走在江边，她在长旗袍外穿了一件大衣，走起路来露一截卡在高跟鞋里的细白脚踝，层层迭迭的衣摆随风翻飞。
安德烈前几日回香港述职，下午的轮船刚抵沪，就迫不及待的来见她。
他兴冲冲的说，她的家人在香港已经置了产业，她哥哥在香港开了一家茶楼，生意很好，又为她娶了一房欧葡血统的嫂嫂。
他说的多，她听的多，两人走着走着，把天都走黑了。
晚上，两人一起吃了一餐饭，安德烈把她送到公寓门口，他想替她将二哥带回的东西拿上去，怕她不放心，还一直说，我把我的枪给你，假如我要做什么，你开枪。
宜早一笑，把他的枪退回去，拿英文同他说，我相信你。
这是安德烈头一回到她家里来，两室一厅的小房子，紧凑又精致，在上海不算差，可较香港的住所相去太多。
她在客厅里养了一盆睡莲，换了家居的绸裙沏茶给他喝，安德烈问她，你为什么不去香港。
不去自然有不去的理由，她没有回，他也没有再问。
这一年冬天格外冷，过年那天，宜早拒绝了安德烈的邀请，一个人留在公寓里喝了一坛蜜叁刀，醉到第二年。